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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老田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最近二十多年来，知识精英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想要把技术创新作为筹码以索取更多的剩余，结果这么一搞，反而使得经费分发的机构成为精英们工作的核心，大力的精力投入反而在学术研究上，使得学术脱离了常规，变成必须由某种外在的规制机构进行评价了，结果精英们只好挤到“钻门子第一，研究第二”的渠道中间去钻营了，钻进去的人说“改革就是好”，钻不进去的人喊口号说要“反腐败”。有了精英们称心如意的“把研究作为发财筹码”的改革，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了，精英们只好把大部分精力改而用来去钻营了。
西方的实用技术发展，往往依托企业的垄断利润，在公司的实验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风险最大的技术，是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目下拨付经费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没有那种足以在市场上大量攫取资源的垄断企业，因此企业就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去长期支持技术研究，如果政府再不进行主导型的开发投资和全国协作，显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够促使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倒是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技术进步靠什么？靠教授们在“核心刊物”上多发文章吗？靠布置中学生多作习题吗？
中国工业革命；156项基干产业的建立
“156”重点工程
一五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这些巨无霸企业，工人人数少即几千人，多即十万人，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过去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中国都能生产了。西安、成都、哈尔滨、长春、太原、兰州能成为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主要奠基于苏联兴建的156项工程项目，青岛唐山由于没有156项工程项目被踢出中国十五大城市之列。
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明细如下：
湖北省
1。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钢铁联合企业）2。武汉重型机床厂
3。武汉锅炉厂武锅是我国最大的特种炉生产厂4。武昌造船厂武船是我国内地最大的造船综合企业5。武汉肉联 6。青山热电厂7。大冶有色金属公司
8。武汉长江大桥9。 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
河南一共13个
1。洛阳热电厂2。洛阳一拖公司（洛阳拖拉机厂）3。矿山机器厂（矿山机械厂）
4。滚珠轴承厂（洛阳轴承厂）5。铜加工厂6。高速柴油机厂（原名河南柴油机厂）
7。耐火材料厂（原洛阳耐火材料厂）8。黄河冶炼厂9。三门峡中国水电建设第11工程局或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10。焦作中马村立井11。郑州火车站，12。平顶山2号立井
北京
1。北京电子管厂2。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3．金属结构厂
山西省
1。山西柴油机厂 2。太原第二热电厂3。太原制药厂4。山西潞安洗煤厂
5。大同鹅毛口立井6。大同市焦煤矿有限责任公司7。山西新华化工厂
河北
1。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保定胶片厂3。保定化纤厂4。604造纸厂5。石家庄棉纺厂6。邯郸棉纺厂7。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8。 峰峰马头（中央）洗煤厂
湖南省
1。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原331厂）2。株洲电厂3。株洲硬质合金厂（原中南硬质合金厂）4。株洲洗煤厂5。 湖南岳阳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6。酃县电站
甘肃省
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化肥厂、兰州热电厂和永登水泥厂，白银冶炼厂
四川省
1。四川无线电厂（今长虹）、2。四川九洲应用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3。锦江电机厂、4。新兴仪器厂、5。西南无线电器材厂、6。成都发电厂、7。红光电子管厂、8。国光电子管厂
陕西省24项
113、114、115厂等航空工业企业，西安硬质合金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第二热电站，昆仑机械厂、惠安化工厂、西北光学仪器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