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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承烈：而且从1983年起国家经委就提出，要在企业管理试点的基础上，把一些科学管理的东西而且是通过试点证明行之有效的企业的“点”上，提出１８种科学管理的方法，在全国推广。（杨：这个我也有一点印象。那时候推广的管理方法，主要都是些什么？）那就是“价值工程”，包括“ＡＢＣ分类法”等等。关键是通过这些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水平，让大家从“管理现代化”的趋向去挖掘潜力。所以从那时候起，国内高校陆续设立了很多“经济系”和“管理系”，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了现在的“管理学院”。
杨林林：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到处都在办管理学院。您记得管理学院最热门的时间大概从哪年开始？
潘承烈：也就是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吧。（杨：对。）当时如果没有量大面广的管理人员，光靠专业培训也赶不上发展的需求。因此，当初提高我们企业管理水平的历程，大概是两条线。（杨：嗯。）一条是刚才讲的，教育系统面向管理系统的现代化管理知识传授，另一条线就是更加量大面广的各式各样的管理培训班，主要是针对在职管理人员的。从国家经委开始，设立了很多“管理培训中心”。
杨林林：这个我也有印象，好象是国家经委在全国搞了九个管理培训中心，分别跟不同的国家合作，意思要引进不同国家的管理模式和方法。除了美国的，还有德国的、日本的、法国的等等。
潘承烈：对对对。还有就是各个地方自己办的管理培训中心。他们都是围绕中央不断出现的改革的政策，从管理科学的要求上让大家加深理解。培训的时间多数是一个礼拜。所以到八十年代中期，统计数字已经表明，每年全国大概有３万多个管理人员通过这种培训有所提高。有的管理人员，后来从管理培训班又进一步上管理学院，再后来又上ＭＢＡ培训班也就是工商管理硕士的培训。总的来说，我们的管理教育和培训，是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走向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
（8）谁一味满足于“言必称哈佛”，就永远实现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潘承烈：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25年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特别是从1989年到2002年，中国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3％，这里面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有一批国外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被引进来了，这样就使得我们避免了很多摸索的阶段。我们是用“拿来主义”实现了超越式的发展。（杨：嗯。）所以这样我们就发展得很快。科学技术你可以“拿来主义”，但是在经营管理中你再完全照搬照抄就不行了。
杨林林：我能不能给您做个小小的补充？（潘：好。）其实在技术引进上，完全照搬引进的东西也不行。我很清楚地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去海尔采访杨绵绵的时候，她就给我谈了很多他们如何根据国情改进了冰箱的进口技术甚至是零部件。比如说当时国内经常停电，他们就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增加了一个小小的设置，使冰箱在停电后的好几个小时都能保持低温。另外由于国内的城市包括青岛，空气污染还比较厉害，浮尘比较多，这跟国外冰箱的使用环境很不同，海尔也针对这一点对产品进行了相应改造。
潘承烈：是这样。所以在引进技术和管理的过程中，都要根据国情和本地特点进行完善和提高。当然我们也应该肯定，在八、九十年代，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引进了国际上很多先进的概念，比如说市场营销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我现在正考虑这个问题——进入新世纪之后，你还是一味满足于把人家现成的东西“拿来”的话，那你永远实现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杨：对。）你必须要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头，考虑怎样通过经营管理更快地发展经济。应该研究中国的特色！……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杨林林：你觉得这一点现在？（潘：更严重了。现在很多大学里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里的管理学院，在企业管理教学中就象过去毛主席批评一些人“言必称希腊”一样，现在是……）“言必称美国”？
潘承烈：还不是美国，而是“言必称哈佛”！（杨大笑）他们引以自豪的，往往是哈佛大学开了什么课，我就开了什么课。以为这就足够了。（杨：哦——！）如果样样都这样跟在人家后面走的话，我们跟发达国家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差距就可能不仅缩小不了，反而越拉越大。（杨：嗯！）近几年我对这个问题的感受越来越深。
杨林林：你觉得“言必称哈佛”有什么负面的东西？
潘承烈：人家哈佛大学是在一百年多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搞出来这么一套企业管理，而我们中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才25年，如果有人跟哈佛大学的名牌教授讲，我们中国现在要建设一个项目要几十个图章也跑不下来，人家根本就不能理解！（杨笑：确实。）人家觉得那根本不可能！但这正是在我们中国非常现实的问题。（杨：对。）所以你把哈佛那套东西和国外先进的东西照搬过来的话……当然我并不是否定引进先进的管理观念和理论，但是你从国外引进来先进的管理呀，用上90～95％是完全必要的，但你至少要用5～10％的时间把他“本土化”，要让它符合中国的国情。
第三部分王名 访谈录
一个健全的社会是缺少不了民间组织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 NGO研究所所长
王 名 访谈录
（10）“环境、妇女、青少年、和平、发展”等都是全球性的“公共物品”需求；所以在会议决策中需要引入ＮＧＯ以弥补政府的局限性
杨林林：他们一般都参与什么问题的决策？
王 名：比如环境ＮＧＯ，妇女问题ＮＧＯ，青少年方面的ＮＧＯ等等。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了“全球公共物品”。比如全球环境的保护，就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比方说臭氧层问题，就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而它跟每个国家、地区、工厂、人都有关系。（杨：对。）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需求——全球社会都需要关注臭氧层的改变。
杨林林：所以这就成了一种公共需求？
王 名：对。和平也是一种公共需求。（杨：对对对。）需要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个国家的利益角度去讨论。还有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物品的需求——发展——它的目标是各国共同富裕，如果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发展而造成发展中国家被剥削，那实际上就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
杨林林：这就破坏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王 名：对。妇女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都是对全球公共物品的需要。（杨：就是说，这些公共物品每个国家都需要？）是的，国家虽然是一种公共物品的“生产机器”，但他能够生产的都只是局部的公共物品。要生产这种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就要有全球性的、满足这种公共物品需要的机制，这正是联合国产生的原因。但是仅仅依靠联合国的机制也有局限性。因为联合国本身就是个矛盾的产物。他本来就建立在不同国家单元和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他成立的初衷是想超越国家利益，但实际上很难。所以为什么1945年联合国提出在会议和决策中要有ＮＧＯ参与？我认为，他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需要有种东西能超越它。
杨林林：就是说，联合国之所以要在些会议和决策中引入ＮＧＯ，是想弥补他的局限性？
（王：是这样。）
（11）任何重大国际会议都要“同时同地”召开ＮＧＯ论坛——国际会议为何有此惯例？
王 名：目前，环境领域里的“国际环境保护基金”和扶贫领域里的“ＯＸＦＡＭ”等机构，都有了他的全球性网络，有时候他们掌握的资源，不亚于一个中小型的国家政府。这些国际化的ＮＧＯ呢，一是漫长的历史，另外在某些领域里，象国际红十字会等，已经在全球形成了一个很专业的网络。这些机构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从八十年代以后已经越来越大。（杨：为什么？）一个是刚才讲到的，经社理事会的决策机制越来越完善了；此外呢，象“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一些国际组织，也越来越注意健全他们和ＮＧＯ之间沟通、交流和咨商的机制了。（杨：哦！）再就是国际会议后来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就是任何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都要“同时同地”召开相关ＮＧＯ的会议。
杨林林：为什么？
王 名：ＮＧＯ的会议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讨论的问题都会直接拿到相关的政府那里去——因为这些ＮＧＯ都是跟本国政府有关系的。另外，同时同地召开ＮＧＯ的会议便于“院外活动”。比方说你是联合国的代表，那么我就可以利用上午会议的休息时间，把ＮＧＯ的提案交给你，请你在联合国政府间国际会议上去呼吁，就这个事情表态。这个做法的影响非常大——表面看起来呢，举手的是政府的代表，但他们已经被ＮＧＯ说服了。（杨笑）因为他们讲得有道理呀，他们有这个……
杨林林：很多专家？
王 名：哎！政府往往不一定具备象专家那样的专业知识。所以他能够接受ＮＧＯ的说服和影响。很多场合是，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在那里表决，但内容是ＮＧＯ提供的意见。
第三部分张侃 访谈录
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和“角色定位”都在变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张 侃 访谈录
（7）高校学生２０％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