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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Cameron，1982，p49）。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典的国家力量是日本的两倍。事实是除了能说明国家政策的不同外，我们不能准确弄清它到底还表明了什么。
人们常提到的五十年代初发生在日本的经济奇迹实际是日本政府高度干预经济的结果。这些干预通常来自诸如财政部、国际贸易和产业部以及大和银行（Bank of Japan）这样的机构。政府的干预是广泛的，它集中体现在制定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计划上。这样，控制进口的政策就被预定为严格限制制成品流入日本，在日本，这样的政策的意义要比在其他发达国家深远得多。政府拥有主要产权的大和银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集中化的，也是独掌金融和信贷资源的日本唯一的一家银行。该银行与财政部关系也异常密切。
此外，通过许可证的签发和其他的方法，政府在决定哪个产业应该、哪个不应该得到鼓励上也发挥着主要的控制作用。确实，这种控制深入到具体鼓励哪个产业和企业的决定中了。比如，建设任何新的码头、新的石油化工企业、甚至建造新轮船的吨位都需要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的授权。直到1974年，所有的技术进口协定都需要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的审查以确保进口的只是必须进口的技术，确保某项技术一旦进口，能且只能在那些最能从中获利的公司使用。与此类似，日本还对进入本土的所有外国资本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要对日本的经济政策有较深的了解，请参Pempel，1978；Johnson，1982a）。
当然，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在与主要公司的利益的协调中发展的，这是事实。但日本产业政策的发展历史与日本缺少国家能力这一观点根本不相符合。所有这些事实说明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是紧密缠结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常常听到关于日本的情况是它的集团公司。尽管相比较而言从这些数字看来日本的公共部门规模较小，但日本的国家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因此说日本的国家能力是瑞典的一半并无根据。 反之，我们很难想到有哪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会比日本更为强大。
试图把公共部门的规模孤立起来将产生的问题并非在日本个案中才会出现。根据卡麦伦（Cameron，1982）的描述，美国的公共部门的大小与日本的很是相似。尽管如此，要对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加以区分非常困难。比如，象其他的市场经济一样，美国给农业提供补贴以对种植什么作物和种植多少发挥直接影响。在其他所有的经济体制里，税收政策给某些形态的经济行为提供强大的刺激，同时也对另外一些“市场”行为者进行打击。
上述情况表明，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的区分很难继续下去，甚至我们把注意力限定在那些最容易作出这种区分的经济形态中也是如此 ——这里指的是西方的工业经济。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扩大到包括第三世界的经济和所谓的非市场经济时，这一问题将几乎成几何级数的增长。
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次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总被视为弱小的。这种观点有很多原因，包括最近的非殖民化和个人统治的延续（e。g。； Jackson and Rosberg；1982a； 1982b）。但即便在这一背景中，公共部门的规模也很少能为准确了解政治能力的水平提供什么启示。尽管它们的政治能力明显低弱，但非洲国家的政府已经表明它们具备熟练运用经济政策的高超能力。要把公共消耗从私域消耗中分离开来，这在非洲次大陆象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困难重重。
贝茨（Bates，1981）在他的一项重要的研究中分析了在以农业经济（粮食主要对外出口）为主的许多非洲国家里市场是如何进入政治舞台的。在这一舞台，政府运用管理的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控制农业生产者的行为，这些手段与生产者（农民和小农场主）的物质利益总的不符。最为明显的是，尽管农业生产对它们而言非常重要，可是一些非洲国家想方设法把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区域，以便实行工业化，并对城市中心实施控制，建构政治支持。借助垄断粮食对外销售——农民必须出口他们的谷物 ——的销路，即通过垄断买方市场，控制农民的产品销售，农业私人生产者被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资源也就产生了。尽管最初是打算为农民准备抵抗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冲击的资金，但对外销售后来日渐被政府用作向农民征税的手段——政府通过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价格水平来向农民低价收购谷物，即垄断收购价格。这样，在粮食的外销中就能产生出可以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资源。
贝茨的分析值得注意，因为它强调了公域和私域区别的宽松性。在发达经济中，公共部门通过向私有经济提供补贴来影响私域的经济行为，而在穷困的二元经济中，公共部门则通过管制和开支来影响它们。但是贝茨的研究与那些认为所谓的私域部门——也就是市场——借助某些手段使自己既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此，冲突经常发生）又成为实施政治控制的机构的人相比，又引领我们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样，公共部门的规模就变成了一个度量政治能力的经不起推敲的指标。即便我们能够准确区分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或者产品），可贝茨已经指出政治不只局限于公共部门。
当我们考察非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时，我们将遇到同样的困难。我早已指出，东—西公共部门规模比较产生的部分问题源于各国不同的结算制度。诚然，因为这些差异，一些原始资料（比如World Bank，1987；Summers and Heston，1988）没有把有关数字计入非市场经济国家中。这样，在市场被官方贬低为一个次要角色的经济里，私域消费（或市场）的内涵当然就天生模糊不清了。
运用这些最为可行的数据进行的细致评估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国家的政府预算与财富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预算规模也大体相当（Pryor，1968；Bahry，1983）。但是，考虑到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私域消费的地位非常模糊，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预算体现公共部门规模的程度因而并不清晰，因此，要进一步推论就变得更为困难。于是，在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的国家中，国家预算或公共部门对国家政治能力的影响就更为模糊不清。
总之，不管在何种经济制度下，国家力量与公共部门的规模完全一致的观点很难说服别人。鲁滨逊（Rubinson，1976，p642）认为强国家的标志是它控制行动的、尤其是“管理和控制经济行动”的能力。卡诺伊（Carnoy，1984）对此有着相近的看法。然而，事实表明这一能力并不是公共部门的一个简单的功能。伴随着公共消费和私域消费区分的模糊不清，这意味着本章开头讨论过的通过提炼作为国家政治能力指标的财政规模这一手段也不能说明国家能力与公共部门规模完全一致。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4节 作为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力量（1）
依赖政府规模评价国家力量的研究的一个可取的特征是，它能使用明确的标准去界定国家力量。但这并不是国家力量研究的唯一方法。现在我要重点探讨的是，并不首先依赖于政府规模的国家政治自主性这一问题。
当今对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那些源自卡尔·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总的看来，马克思和韦伯都把民族国家视为政府和行政的组织体系。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观点却截然不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角色模糊不清，在国家如何从更宽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中保持自主性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尽管国家被看作一个特殊的组织，但它只是一个附带性、依附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为统治力量——这一力量源于建构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合理化服务的超级组织。因此，国家的自主性必定是有限的。
与马克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韦伯断言政治活动本身具有独立性，因此不能把国家降格为一种超政治的现象。不错，韦伯的大多数学术研究被看作是在他与要重构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学者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Zeitlin，1990）。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一样，韦伯把国家当作是一个有固定版图的、唯一享有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政治和官僚组织。这一政治和官僚组织具有独立于外界社会和经济力量（它居于韦伯分析的中心地位）的自主性，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确认这一点也是他为削弱经济决定论——这在他看来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的通病——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教伦理作用的分析，以及他对文化力量重要性的极度强调是他作出努力的另一部分）。
考虑到韦伯对政治独立性的强调，那么无论在早期发展研究还是近期的国家主义者的研究里，韦伯的总体性的国家概念成为后来这些研究的核心概念一点也不奇怪。我并不是说近期的研究都彻头彻尾地采用了韦伯的研究视角。因为韦伯对待理性这一概念极为宽松，因此当今的学者在研究时尽量避免那种韦伯式的对作为理性秩序和组织的官僚机构的强调，这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他们只是要对“政治是重要的”这一更为根本的理念加以保留。正如布来特和哈定（Bright，Harding，1984，p3…4）论述的，
国家保留着一套独立自主的、不可缺损的制度，但是，国家是一个内部理性化了的免受大众影响的或只接受自定规则管理的官僚机构这一观点已经为另一观点所取代：国家是一个制度化、程序化了的政治竞争的大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同时代表精英和大众的地位、身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