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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类似这些体系度量政府规模的标准可以互换，那人们就会以为它们彼此密切相关。然而，正如表3。1所揭示的它们的简单的相关性，这些证据使人们对这一看法产生误解，认为甚至在市场经济国家和被排除的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体制的国家的政府规模度量标准之间
表3。1。 度量公共部门规模的三个标准间的简单成对关系；1985
世界银行的政府消费1。0 100 106
萨默斯/赫斯顿的政府消费 0。661。0 103
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的政府消费0。710。381。0
世界银行 萨默斯/赫斯顿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
注：矩阵斜线下方的数字是相关系数；矩阵斜线上方的数字反映的是这些系数基础的案例数。
也有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世界银行和萨默斯的报告均没有指出后一种情况）。诚然，这三个体系之间密切相关是无可怀疑的，但这三个度量标准之间的互换性假设要求的远远不止这些。考虑到这是针对同一概念的综合指标，这些关联性的最明显的特征也就是这种相关度本身的恰如其分。
表3。1中的数字当然只是解说性的。然而从扩大它的覆盖面——把其它政府消费和其它年份也包括进去——而不至于使我们得出不同结论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说明这一问题的有代表性的图式。一个关于简单相互关系的矩阵图并不构成一个能说明清楚的度量模式。另一方面，手头的这些数字也不能为我们发展这一模式提供基础。
当我们考虑到经济发展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时，说这些反映政府规模的指数可以互换就变得更难以站住脚。一百多年前，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深刻指出他的著名的“规律”：公共经济的扩张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直接相关。这一主张此后一致直引人注目（e。g。；Pryor；1968；Chenery and Syrquin；1975）。至少，这一观点告示了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三个指标的任何一个之间的确切的联系。
此外，这些证据也不具有说服力。正如表3。2所显示的，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政府消费的数字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肯定的但也是微弱的；萨默斯和赫斯顿的观点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负面的而且也是微弱的；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的观点才与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关联。甚至这最后一种联系也是分量不足：经济发展只能说明不到18％的中央政府支出的差异和不同。换言之，用这每一个标准来衡量公共部门规模获得的是根本不同的结果，因此不能把它们视为是衡量国家力量和政治发展的等效的度量标准。
表3。2。 度量公共部门规模的三不同个标准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简单相互关系；1985（圆括号里的数字是国家个数）
世界银行的政府消费＋0。26 （104）
萨默斯/赫斯顿的政府消费 …0。27 （108）
美国军控和裁军委员会的政府消费＋0。42 （115）
人均GDP的对数（log）
这些结局使得那些相信国家力量能通过度量公共部门的规模来轻易测度和相信公共部门规模能以类似的方式轻易测度的人垂头丧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表3。1和表3。2中的数字是在把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体制的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这意味着这些微弱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因为研究这一难题——测度那些很少存在私有经济活动的国家的公共部门规模——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而降低它的价值。
在公共部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奥甘斯基（Organski）和库格勒（Kugler）提出了另一个测度政治能力的方法（1982，chap。2）。他们认为政治能力（capacity）要靠向社会渗透和从社会提取资源才得以存在。他们进而继续指出征税能力是政治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又认为税收与生产总值的比率这一普遍使用的测度方法不能完全胜任测度这一功能，因为它忽视了那些足以影响征税能力的全国范围的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既然政府税收与政府消耗有着明显的联系，那么奥甘斯基和库格勒的观点就完全能够适用于前两个表格所使用的测度国家力量（strength）的那些指数。
因此他们认为在税率用来测度政治能力之前，税率这一概念需要因征税能力的国家间的差别而加以修正。奥甘斯基和库格勒在三个特定方面进行了修正。第一，既然在出口部门税收更容易收取，那么，源于出口的那部份国民生产总值就应该加以控制。第二，因为税收更难从农业（尤其是自给农业）中收取，那么源于农业的总产值中的那部份，也就必需考虑进去。最后，既然矿产业与其说是体现了生产力，不如说是幸运，并且采矿业更易通过行政手段收税，那么生产总值中的这一部份也就应该得到修正。
为了得到国家税收能力的数字，奥甘斯基和库格勒从这三个方面的税率反过来来预计税率百分比。政治能力就可以通过观察到的税率与预计的税率的比较来加以测度。
政治发展= 观察到的税率/预计的税率
当这一比值接近“一”时，政府的征税能力就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水平，并且也有能力这么做。然而，偏离“一”的情况被视为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值超过一则增加了政治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
在一个国家征税低于预期水平的情况下，人们把征税水平的下跌归因于政治体系中完成这一任务的结构的能力缺失…社会的需要如此强大以致政府精英必须在政治能力的限度内征税，（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想法非常合理（Organski and Kugler，1980，81）。
奥甘斯基和库格勒的视角是对使用没加修正的政府支出或消费数据方法的明确的提炼。 他们的方法在这一独立存在的背景中——这一背景产生了这一方法，也就是对国家能力的差别对国际战争结局有何影响进行分析——是很有意义的。不管这一方法是否能界定政治能力，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它不具备这种效能。因为我早已详细说明了，民族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军事能力与对内的政治能力并非能够相提并论的。这里有两个特定的问题。
首先，正如奥甘斯基和库格勒已经承认的，税率作为测度国家能力的标准能适用于工业化国家这并非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解释说，瑞典的税率高于美国的税率并不反映发展水平的差别。它反映的只是一种风格上的差别，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政策的差别。既然很难假设政府征税的限度仅仅是因为来自公民的压力，那么作为测度国家政治能力标准的税率，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不适用。如果说——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讨论过——政治是集中关注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冲突的话，那么很难认为，在国家公民的诸多要素中，“公民压力”的很少存在会是公共政策的总的推动因素。而且，因为价值性资源在国家内总是分配不均，那种给政府带来“压力”的组织 也并不是在穷国中才会存在。 然而，把国家政策的差异与国家力量的不同混为一谈，事实上这在近期的很多著作中非常普遍。回头在本章中的后头我会有所论述。
第二，无论我们是否关注作为国家力量指标的政府税收还是政府支出，也无论这一标准是否得到修正，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划清公共部门边界的问题。这一问题压倒一切。因此，使用我已界定的财政数据来解决这一实际问题的尝试与对国家力量的分析就会显得毫不相干。那就是说，不存在最好的财政数字能反映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同。那么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的界线在哪里呢？
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3节 寻找公共部门
表面上看来，容易在公共部门和私域部门之间作出区分。例如，我们可以把非市场消费当作公共性的消费，而把市场（或获利指向的）消费视作私域性的消费。这一鲜明对比确实是世界银行和其它机构使用的公共消费概念的基础。此外，尽管要把这一标准运用到所谓的非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形态正在迅速的消失）国家或运用到那些拥有一个庞大的维持生存的部门的国家会显得勉为其难，但最少，这一区分完全能够应用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去。
当我们去思考如果没有政府的存在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时，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政府的作用无处不在，因此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人们可以估算特殊的公共政策对特定的经济结果会有何种影响。但既然不存在能摆脱政府影响的国民经济，那么要评估政府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会有何种总的影响也就缺乏评估的基础。
此外，所有的政府政策都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这一反应能渗透到私域部门各个角落。把它称作连锁反应是因为它们的意思是指公共政策对市场行为主体的影响。这样它们就使我们对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的准确区分变得模棱两可。而且这些影响的总的规模也无法精确测量，因为我们缺少一个违背事实的基准。请看下面的例子。
由于各种原因，瑞典的政府消费要比日本高得多。当然对它们之间的准确差别的评估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供的数字表明，在瑞典，政府消费占了GDP 的60％，而日本的政府消费只占GDP的30％，与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最低的西班牙无甚差别（Cameron，1982，p49）。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典的国家力量是日本的两倍。事实是除了能说明国家政策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