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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证据是枪击现场3张录像带影像，证明陈义雄在枪击案发生时，正位于现场“热区”。他在枪击发生后约20余秒，即以跑步方式独自离开现场，且方向与住家相反，形迹可疑。这3张影像，经陈义雄家属及亲友指认，均证实影像中的黄衣秃头男子即陈义雄。
笫三项证据是2004年3月26日，警方公布“穿黄夹克秃头男子”影像后，陈义雄即于28日溺毙，且留有遗书交代后事；另据家人及亲友供述指证，均指陈义雄生前曾犯下本枪击案。据陈义雄妻子指证，陈义雄在枪击案后，曾对妻子说谎隐瞒行踪；亡前，性格大变，闷不吭声；警方公布影像后，妻子质问他：“是不是你弄的？”他坦承：“我自己做过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并在客厅将黄夹克剪碎，再拿到4楼在神明厅的金炉烧掉，而且要妻子帮他修短发鬓，有湮灭证据之嫌。
第四项证据是警方搜索陈宅，查扣的2004年3月22日至28日的台历，透露出陈义雄犯案的可能动机，应是对现实状况不满。
据了解，2005年初，专案小组决定对陈义雄的住宅和儿子电话进行监听。到了2月17日，在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担任守卫的陈义雄儿子陈冠州，突然打一通电话到台南市金华路2段366号，给母亲陈李女士说：“警察要到我们家搜了，赶快把东西藏好。”其母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说：“警察要来我们家搜什么？”儿子说：“爸爸的东西啊！”
这卷监听录音带一直到2月底，才从台北取回给专案小组解读。经翻译后，专案小组都吓了一跳，决定紧急搜索。3月4日、5日、6日，紧急搜索台南市金华路2段366号和陈冠州住处，同时也搜出了陈义雄在“3·19”枪击案前夕，在台历上所写的不满陈水扁的文字。专案小组并对陈义雄的妻子、儿子进行测谎，但在专案小组的隔离侦讯中，测出他们都通过“没有看过枪支”及“遗书已撕毁”二项不同的命题。最后，陈义雄的妻子和盘托出陈义雄可能涉案的情节，确认陈义雄曾经留有3封遗书，但是其中两封在2004年警方造访他家人时，即经销毁，第3封也在2005年警方再度搜索前遭到销毁。其中大意是陈水扁执政后经济低迷，他的房产卖不出去，无力为亲戚还债，也无力改变现状，云云。
可以想像，这个“重大进展”因为枪手已死、遗书已销毁、凶枪也没找出来，还是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漩涡。后来，“3·19”枪击案专案小组公布重大进展记者会的时候，我正在做协助南亚大海啸死难者DNA鉴识计划，我在康州的住处，接到很多电话，都要我评论专案小组的报告。我在电话上很简短地说明，因为我只做到鉴识的工作，侦查方面是由刑事警察局负责，所以要等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报告正式出炉之后，才能发表意见。
差不多在台湾时间晚上7点多，侯友宜从台湾打了电话给我，说明专案小组针对枪弹流向追查锁定陈义雄涉案的侦查经过，而非破案经过。再后来，在台湾法院检察署记者会之后，基于台湾人民的关心，我决定出面，以记者会方式表达我的看法。
我认为，专案小组查出陈义雄的涉嫌重大，是刑事科学鉴定与刑事侦查通力合作的典范，虽然这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结论，但就案情而言，绝对是重大的进展。同时，我也向侯局长承诺，如果以后寻获“3·19”枪击案的作案凶枪等重要证物，我愿意再返台协助复验鉴识工作，只是目前枪弹全无着落，尚无返台的必要。
涉案凶手已死，凶枪也不知下落，“3·19”枪击案能算破案吗？其实，在海外也常常有类似的情形发生，甚至死者尸体没有找到或人犯已死亡，也照样宣布破案；但这是刑事侦查部门及检察官要决定的事，与鉴识工作无关。
重返“3·19”枪击现场台湾人民令人感动
在协助“3·19”枪击案侦查过程中，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台湾人民的热情却让我十分感动。返台鉴识完全出于义务，没有拿一毛钱，连专案小组为我订的饭店，也因为我几乎没有睡觉，无缘享受。鉴识工作结束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整理鉴识报告，这个工作几乎也无法假手他人，都得自己操刀。外头一直有各种传闻，说：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天知道，即使没有外在压力，太多东西必须我一人为之，每天都只有24小时，我现在已经把24小时当作48小时使用，怎么会没有压力呢？因为这样，后来送到刑事局专案小组的报告中，还有若干错字来不及改呢。
如果是别的国家或地区的案子，我早说不干了。虽然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已经30多年，但台湾毕竟是我成长的地方。何况台湾人民太热情了，走到哪儿，都有人对我说谢谢，对我说：“我们以您为荣，我们很钦佩您。”也有很多青少年表示他们的愿望是成为第二个“神探李昌钰”。我对台湾人民有深深的感情，出于对人民的感情，我觉得对热情的台湾人民应有义务。对其他人，尤其是政客，我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
来台鉴识的时候，所有的民众看到我都说谢谢，他们感激我在台湾最动荡的时候，提供一个可以信赖的依据。鉴识工作结束后，我还有机会到台湾来，所到之处也总有民众热情表达谢意。最近，在我的好友李建成医师的陪同下，我去宜兰、花莲地区旅游，每个摊子都有民众开心大叫：“啊！李博士，谢谢您。”这让我太感动了。我到现在都秉持这样的理念，鉴识工作者的诚实是最重要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分事实写一分报告，绝对不隐藏什么，但也不能多说什么，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接到许多来信，给我各种建议，有些建议极为中肯，非常有价值，我对他们的建议由衷感谢；有几封信，连基本的鉴识知识都没有，就谈不上采纳与否，只能一笑置之。
我常想，政治人物有政治考量，得失利弊总有一番算计，但是人民没有。他们很单纯，他们只要觉得你是在全心全力地帮忙解决难题，就毫不保留地表达对你的信赖；没有算计，不懂得操作，也不必操作，他们只是单纯希望，在得到真相后，社会能复归平静，大家能走出“3·19”枪击案的阴影，重新出发。其实，走出来，就会发现，阳光一直在台湾的上空，这里，一直是充满希望、梦想的好地方。
失踪的小女孩不眠之夜
失踪的小女孩
“中国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赴美深造，随即于美国纽黑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教授，数月前赴任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这将是本州首宗利用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1979年仲夏，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伯灵顿的宁静小城彻夜未眠。全镇大批居民摸黑出动，拿着手电筒，分道四处寻找一个名叫乔安娜的12岁女孩。乔安娜，一名天真活泼的中学生，当时正在参加夏令营游泳的活动。和别的参加活动的学生一样，乔安娜在下午2点散营后回家。在开营的头几天，乔安娜天天都骑着脚踏车准时回家，但是当天下午，她的母亲在3点后仍没有看到她的踪影。
乔安娜的母亲猜想女儿可能是在散营后到同学家逗留了一会儿，就没有将她的晚归放在心里，觉得她会在4点前回家或给家里打电话。但是过了下午4点，乔安娜仍毫无踪影，也没有打电话回家。母亲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乔安娜的同学，这些同学都说乔安娜散营后没有去他们家，以往和乔安娜一起回家的同学也说，乔安娜在下午2点散营后就离开了夏令营，独自骑车回家。
傍晚，乔安娜的父母找到了夏令营主办人员。他们也证实，散营后乔安娜单独一人骑着脚踏车回家了。
乔安娜与家人的关系很融洽，在亲友的眼中是个乖女孩。她的老师也说她平时与同学和睦相处，人缘很好，不是叛逆型的孩子。自从参加夏令营后，同学都说她十分开心，根本不可能私自离家出走。
伯灵顿的居民大多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家庭，从来没有发生过孩童失踪案件。得知乔安娜没有回家，警察马上组成一支200多人的搜索队，开始沿着乔安娜到夏令营必经的山林小道及附近地区搜索。
“乔安娜！乔安娜！！”叫喊声此起彼落，但只听到山谷的回音。直到天亮，搜索仍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人见到乔安娜的踪影，警方也没有接到任何线索。
警察局发现事态严重，第二天便组织更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乔安娜的父母赶紧将她的照片印成传单，在镇上四处散发，看到人就拿着传单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女孩？”平时，乔安娜和附近的小孩偶尔会拿着糖果挨家挨户地推销，替学校筹集经费，许多居民对乔安娜有很好的印象，也主动地加入了搜索队伍。
乔安娜失踪的第二天，分头寻找的三支搜索队仍找不到任何线索。就在太阳快要下山时，在山区地带搜索的一名队员在离夏令营不远的树丛深处，发现一个土坑里露出一点白色的东西。大家赶紧跑过去查看，原来是一双白色球鞋。再扫开满地的树叶，发现了一具女孩尸体，已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看清其面容。
搜索队连忙将乔安娜的父母找来辨识。尽管尸体已烧得五官全毁，但是从体形及衣着上判断，他们认出这具尸体很可能就是那原本天真可爱的女儿。乔安娜的母亲看到自己女儿惨不忍睹的被害现场，根本无法接受，一下子晕倒在地。
伯灵顿的警察局和别的小镇的警察局一样，主要是处理一些交通事故等小型案件，命案发生时，往往是由州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