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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卢作孚被增补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4个月后，1952年2月2日，卢作孚最心爱的孙女卢晓蓉在香港得到一袋特别好的花生。她一颗一颗挑选最饱满的花生，要带给祖父母和重庆的亲人。有一颗花生里边居然有五个花生仁，晓蓉说这颗一定是给祖父的，她捧着这颗大花生嘴里不停地叫唤着祖父。她怎么想得到，就在这时，她祖父走了，在她的声声呼唤中，走了。
后来，年幼的晓蓉把这几颗大花生，供奉在祖父简单的坟墓前……
卢作孚的一生说来也简单——实业救国。1952年的30多年前，1921年，卢作孚和恽代英站在四川泸州的忠山，感动着对方的感动。恽代英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卢作孚认为不宜单一地革命，还要用实业造福人民，启蒙心智。之后，卢作孚订造了第一条浅水小客轮，起名叫民生号。
有时候，很根本的问题很单纯——民族的振兴，当然要实力，要实业，国营民营能抓耗子就是好猫。搞运动搞不出GDP，搞不出国际地位。
卢作孚前后当了4个月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提前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留下了多少光荣与梦想，多少求索与创伤！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
在这篇短文中，陈祖芬以极为凝练而细致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了卢作孚一生的辉煌业绩、高风亮节和悲惨结局。
卢作孚自杀，正是在“五反”运动高潮之中。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四大实业家之一：卢作孚之死 （2）
也许是出于对卢作孚的尊重与爱戴，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卢作孚评传《紫雾》，并未详细描写这位圣者临死之前辗转在剃刀边缘的痛苦与呻吟。
对于卢作孚的死，书中这样介绍：
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和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中的年轻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先生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
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
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两天之后，即2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受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托，到卢作孚家中吊唁。同一天，惊骇万分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从北京发来唁电。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个消息，说：“如果卢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
《紫雾》一书的两位作者雨时、如月说：“这样一场依靠群众专政形成巨大震慑力的阶级斗争，在局部地区、个别单位出现扩大化；在打击了那些真正‘五毒’
俱全的不法资本家的同时，又伤害了一批不应伤害的对新中国有贡献的工商业者，这似乎是群众运动、尤其是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失误。建国后的‘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一再证明了这种非法制斗争的局限性。”
包括《紫雾》一书在内，一些著作叙述卢作孚之死的朦胧隐约之处，现在终于得到澄清。卢作孚之子卢国纶于2005年4月21日在《南方周末》报发表文章说，关于卢作孚逝世，有各种版本和传说，或语焉不详，或有意隐讳，或有不实之处，今特将卢作孚去世经过一一写出，以对历史负责。
卢国纶说，建国初期，战火方息，百废待兴，民生公司业务量严重不足，各种费用消耗和还本付息的压力与日俱增，公司收支失衡，财务陷入困境，卢作孚深感难以支持。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采取特殊政策，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元（旧制人民币1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向民生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请这位负责人在卢作孚从北京回来之后立即转告，让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这位负责人却没有将此消息告诉卢作孚。在卢作孚去世前两天，北京又发来电报确认为民生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位负责人先得到电报，还是没有交给卢作孚，致使卢作孚为空前严重的财务危机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主力船“民铎”轮触礁沉没，卢作孚前往善后。当时四处传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搞得公司里人心惶惶。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睡，情绪十分紧张。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说他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之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关怀还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卢作孚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原来是民生公司“虎门”轮的服务员，卢作孚把他调到身边担任通讯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可是不知何故，在2
月8日大会前几天，年轻的关怀突然搬出了卢作孚家，在8日大会上又跳上台去 “揭发”。关怀的“揭发”，表面上对着张祥麟，实际上是冲卢作孚来的。
会后，卢作孚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还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管理人员。卢作孚劝关怀发言要实事求是，要负责任，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卢作孚的劝告，态度非常恶劣，这对于卢作孚无异于火上浇油，卢作孚怎么也无法理解身边的工作人员竟然这样对待他。而且，卢作孚一生对贪污舞弊行为深恶痛绝，他又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污蔑，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2月8日的大会，成为卢作孚当晚去世的导火索。
当晚大约7点，卢作孚的妻子蒙淑仪办完事回家，知道卢作孚正在休息，没有打扰。过一段时间，仍不见卢作孚动静，家里的厨工温师傅进房间察看，发现卢作孚脸色有变，情况异常，蒙淑仪赶快打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带了医护人员来到卢作孚家中，竟然没有把卢作孚送往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抢救，只是由随同来的医生给卢作孚打强心针。后经一位护士提醒，才发现卢作孚服用了大量安眠药。此时，一切都晚了。
卢国纶说，卢作孚的遗嘱是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纸上，字迹清晰。内容是：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1953：修正税制引起轩然大波（1）
1953年初的“修正税制”，本来是一次工商税收政策的调整，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激烈的党内斗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私营经济的命运。
解放战争期间，各地工商税制新旧混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迅速结束这种局面，1950年初，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税种、税目和税率。这次统一税收，还是在国民党时期旧税制基础上加以改革，带有过渡性质。税种多、征收手续繁杂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据江西财经大学武力教授研究，这次统一税收，从经济成分看，实行了不利于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从产业上看，实行了不利于商业的政策。例如，对国营商业部门之间的内部调拨不予征税；对供销合作社在税收上实行减免或优待；对私营商业，在批发环节和零售环节则实行多税种、多次征收。
1952年，税收工作遇到很多新情况。经济恢复发展了，但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却有所下降。5种经济成分不断改组，国营和合作商业在经济上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在内部调拨仍然不缴税。私营企业看到这种情况叫苦不迭，也采取更多办法逃避批发税。为了改变这些状况，缓和“五反”之后与私营工商业的矛盾，这一年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决定修改税制。此时，党还没有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其理论依据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因此，1952年修正税制，也带有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活力、活跃市场的意图。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回忆，修正税制有两条原则，一是保税，二是简化税制。
新税制作了一些调整。比如，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曾设想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营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对私营企业打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