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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抓住了要害：“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这三个问题，在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的三个关口。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断地巩固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牢牢把住这三个关口，击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先看第一个问题。种什么，有阶级斗争。
“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自觉地服从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还是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出发，搞自由种植。”
《报告》说得如此玄乎，其实事情很简单：下高桥大队过去种经济作物多，种粮食少，因为经济作物收入多一点。文章上纲上线说：“在去年春天刮起的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邪风中，钻入大队领导班子的一个坏家伙乘机叫嚣：‘只要经济收入多，地是集体的，种什么都可以’，煽动社员在田里不种粮食。”怎么办呢？“大队革委会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教导，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召开座谈会和批判会。大家说：“毛主席把我们救出了火坑，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只顾个人经济收入，忘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阶级兄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服从国家计划的自觉性提高了，原来不种水稻的改种了水稻，打算种单季稻的改种了双季稻，打算种低产作物的改种了高产作物。”不仅如此，“社员们还进一步把增产粮食和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努力多打粮，痛击新沙皇（按：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口号，充分挖掘潜力，采用新的播种技术，挤出了五十七亩秧田种早稻。”结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再看第二个问题。卖给谁，有阶级斗争。
《报告》说：“出售农副产品，是服从国家要求，着眼于支援工业、支援城市，还是搞自由买卖，着眼于挣钱牟利，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这些话针对什么呢？“今年年初，下高桥大队有的人从挣钱出发，不愿把一些农副产品卖给国家，要到集市上去卖高价，说什么‘集体挣钱，大家多分，这不是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外出搞投机活动，牟取暴利。”怎样对付这些
“投机倒把”活动呢？文章介绍说：大队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投机活动，结合批判刘少奇‘自由买卖’的修正主义黑货。”
在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的压力下，社员们争先恐后表态说：到市场去出售农副产品，妨害集体生产，腐蚀人们思想，是中了刘少奇的毒。“刘少奇的‘自由买卖’，就是叫我们卖来卖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卖空，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闸门”。经过这样“教育”，农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无比敏锐的阶级斗争尖兵：“下高桥大队的贫下中农，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一位贫农要卖一窝小猪，街上有人出高价向他买，他坚持按国家牌价卖给收购站。旁人说他真傻，他响亮地回答：‘我们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傻子，不当资本主义精死鬼。’”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怎样分配，也有阶级斗争。
《报告》提醒人们：“集体收益怎么分配，决不是造造方案、打打算盘的具体事务，这里也存在着十分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1967年，下高桥大队秋收分配时，有人说：“钞票放在生产队里，好比镜子里的银子，看得见拿不到。”
《报告》对此特别担心，因为这些话“造成少数社员的思想混乱”。怎么办呢？大批判开路。队里领导把农民聚到一起，“狠狠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罪行”，指出那些想让社员多拿钱的人“就是要拆集体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1967年，在粮食大丰收和思想大丰收的基础上，这个大队提取的公共积累，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最高水平的1965年增长了很多。”人们对此不免有些疑问，提取这么多公共积累，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报告》让人们放心：“社员分配部分，1968年与
1965年相比，增长了17。6％。三年来，共有五分之一的社员家庭盖了新房196 间。在口粮分配上，无论劳力强的、弱的人家，都能满足需要，许多社员留有口粮。”
这些数字言之凿凿，不好轻易怀疑作者胡编。但是，这些数字意图告诉我们，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大发展，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让我们看看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外，举国一致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跌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也许，这个大队的生产在“文革”中确实有了大发展，但把它作为普遍经验介绍出来，也是以偏概全，十分不妥。
最后，《报告》对如何解决农村三个问题作了总结，以指导全国。这个总结，与本书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报告》说：“在这三个问题上深入展开思想领域的两条道路斗争，归根结底要解决一个是为革命种田，还是为个人劳动的问题。有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就能在种植计划、产品出售和收益分配问题上，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道路就能走得稳。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还要革人们头脑里‘私有制’的命。如果不在思想领域彻底战胜资本主义，集体经济就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
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晚年，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货币制度和工资制度等问题上，一直坚持激进的立场。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①
毛泽东还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将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①
毛泽东向来以“打碎旧世界”为己任。他既然视“工资制”、“货币交换”
为“旧社会”的标志，当然不能容忍其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工资制度和货币制度关联甚广，牵涉极深，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动大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混乱，难以收场。1958年公社化运动中，推行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和供给制并未成功，就是例子。毛泽东深知其中的难处，但是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采取行动，而先期工作就是要大造舆论。
有了“最高指示”，张、姚二人打破了长时期沉默，从幕后跑到台前，每人写了一篇“重量级”文章，分别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报纸都立即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印出单行本向全国发行。这两篇文章，列为当时正在机关、工厂、农村、部队、院校展开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必读文件，好不威风。但是，令二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多之后的10月6日，双双被捕，之后法庭公开审判，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姚文元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这两篇文章，竟然是两人最后一次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了。
先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发表，紧接着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
要想解读两篇文章的内容，先要了解当时形势的特点。1975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出山，敢说敢做，立即开始整顿党、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调整文艺政策。实际上是开始纠正“文革”的错误。这就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和仇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是利用他们在宣传舆论界掌握的权力，攻击邓小平。
姚文元的文章题目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在哪里？一个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另一个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呢？文章说，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