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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做法包括：
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
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凡发现违反规定者，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部分财产。这就是 “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到城里，取消了修鞋、修车、裁缝、零售摊点等个体劳动。
但是，虽然措施如此严酷，城乡老百姓还是想尽办法捣腾点私活，以求生存。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如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文革”
后写文章回忆说，当初他们下乡“搞社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给社员丈量自留地，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放宽标准，私下允许农民有限地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弄一点口粮。江苏、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在“文革”中也没有取消“社队企业”，并且允许农民包揽一点机修、电工、建筑、养殖、兽医、缝纫等私活，允许农民搞一点“自由市场”，互通有无。这是后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先于全国崛起的基础。
在城里，一些从事裁剪、医药、书画装裱、自行车修理、家具制作的个体劳动者，也纷纷采取“单线联系”、“上门服务”等方式，悄悄在“地下”运行，缓解了人们迫切的生活需求。
这是人性使然，是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自发反抗。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1968：5厘钱引起激烈辩论
“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发布机构，这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布置给民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各条战线实际，“进一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一切复辟的妄想彻底破产。”
尽管没有直接点名，可是全国都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其实，街头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对刘少奇的点名批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正式出版的国家报刊不直接点刘少奇的名？
还在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到这一年10月方才完成。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按当时说法，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问题不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极不正常的是，原八届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80名）中，被诬陷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罪名的竟占总数的71
％。
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然而，事在人为，全会开始第一天，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临时挑了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递补），这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又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等共74人“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不到与会者半数。①
这次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冤案终于最后铸成。全会公报宣布“一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但“一致通过”并不符合事实，少了一票。全会举手表决《审查报告》时，中央委员陈少敏故意趴在桌子上拒绝举手。其实，在表决之前分组讨论《审查报告》时，陈少敏就表示不同意，因而遭到康生、江青一伙围攻。陈少敏的名字因此永远刻在人们记忆之中。这位女中豪杰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8年入党，1932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一些中原地区的老同志都熟悉她：“她叫陈大脚，是中原的一员虎将！”毛泽东亦曾称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1945年，她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全国总工会工作。1956年8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康生在全会之后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后来，康生、江青怀恨在心，借故将她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上了半身不遂，于1977年病逝。
全会之后，全国报刊大规模批判刘少奇。
在全会前后多如牛毛的大批判当中，笔者挑选了一篇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章。今天的读者也许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那时的中国人疯了？对于合理的私人利益，何以贬低打压到这种程度？
可是，千真万确，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中卷，在“1968年”条目之下，引用了一篇“文革”中发表的文章，题为《5厘钱引起的一场辩论》。文章说：
1968年春，在山东即墨县营上公社王家后戈庄大队第三生产队，为5厘钱发生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队里的牲口饲料不多了，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抽不出劳动力去割草。队委会决定，发动学生在课余时间割青草，每斤奖励5厘钱。
决定公布之后，在社员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发动学生割草首先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为革命而割草的教育，并给予合理报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钱”字当头，是把人们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邪路上领。
另一种意见认为，5厘钱1斤青草，队里和个人都有利，学生干起来有劲，队里也解决了牲口饲料的不足，是件好事。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引起了大队的重视。
一天晚上，大队几位领导来到这个生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伟大教导，接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贫农社员刘平礼说：5厘钱乍看起来是小事，可它给学生种下的是一条“私”根，这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赫鲁晓夫就是想用“金钱挂帅”、“物质刺激”
这套黑货，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小利，引诱我们走资本主义邪道，用“私”字腐蚀咱们的灵魂，想让咱变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青年社员刘振说：5厘钱事小，走什么路事大。“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中国赫鲁晓夫毒害咱贫下中农的砒霜。中国的赫鲁晓夫说“物质刺激”见效快，“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呸！简直是胡说八道。看咱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大寨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记工法，咱贫下中农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不计较工分，不计较报酬，农副业生产都空前大发展。这靠物质刺激能办到吗？
辩论越来越激烈，是非越来越分明。原来想靠5厘钱调动割草积极性的人，通过辩论也恍然大悟。他们从5厘钱里看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时，坐在一旁的生产队长兰德宝在大家的启发下，憋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这
5厘钱的辩论会，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过去我嘴里虽然也说政治，可做起来老觉得不如抓生产要紧，结果越抓越被动，越抓越乱。今天的辩论会，给我解开了疙瘩。原来我千抓万抓，头脑里缺少了阶级斗争。今后我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领贫下中农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一个鸡蛋，卖给谁？
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
这个问题，是1969年第9期《红旗》杂志提出来的。
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可笑——卖给谁不行呢？可在当时，开不得玩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文章，题为《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看看题目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不是很吓人？
《人民日报》当年9月15日用整个头版全文转载此文，以示重视。
《报告》讲农村的事。当时农村最大的三件事就是：种植、销售、分配。
文章抓住了要害：“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这三个问题，在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的三个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