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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又利用人们希望长寿，又重于私利的特点，诱之以“无
为”的烂招。
老子不懂何为“道德”，所以，在其书中根本就未谈到“道德”的本义，亦根本不谈道德之所由生。事实上只是拿“道德”一词作了个招牌而大谈其 “绝圣”、“绝巧”、 “绝仁”、“弃智”、 “弃利”、“弃义”“绝学无忧”、“愚民以治”，“无为”之术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周天子巩固其政权服务。为了这个目的，老子是反手为云，复手为雨，什么花招都用的，在他的笔下、自然万物，自然规律，都是随其文义之需而变、而说的。
因此，《老子》全书就充满了自相矛盾之说，这也就是短短五千言不得不分为八十多章，各自独立成篇的根本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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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七章》。
第三节 书中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
《老子》一书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因为其又不是个别现象，而几乎是普遍地存在，作为专论哲学道理之书，这就很成问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著作是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愚民终极目的所致。而其论道、谈德，只是进行愚民的一个手段。而欺负天下的老百姓不懂哲理，不懂逻辑思维，因而也就顾不得逻辑上混乱，讲一些弯弯理以推销其歪理邪说，如此，就必然造成不能自圆其说。唯因如此，我读《老子》一书时就总是在想，这位老先生的胆量也真够大的了！黎民百姓乃国家之基，社会之本，正是他们之中世世代代孕育、培养、成长着国家栋梁、社会英才，以及多方面的圣人、贤士，何以大胆而行愚弄？但是，老子还就是这样做了。
《老子》一书的逻辑混乱情况，是随处可见的，此略举几例以作分析。
例一，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上述数语，从其一开头，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讲统治者要居安思危，谋以长治久安之策，当天下稍有不安定的迹向时，就要断然采取措施，将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接着就举以浅显例证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几人合抱那样的参天大树，它一开始也不过是生毫末；九层高台，它也是起自于一筐一筐土（蔂土）的不断积垒；千里之行，也开始于足下所迈出的第一步。——这是言统治要有所作为的话，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但是，这种话要是老百姓也认识到了，而有所作为，那可就糟糕！老子主张愚民而治，所以，著书行文是不会时刻忘记愚民的。接下来，就是针对黎民百姓而言了：“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并且不忘记再将“圣人”拉出来作证，“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然后，又举民间做事时常遇到的相对事例而作“必然规律”以为论：“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最后做出结论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又同其“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以及“绝学无忧”的一贯谬论相呼应了。
劝统治者居安思危以有为，告诫黎民百姓“为者败之”而不要为，这中间就形成了逻辑矛盾。
例二、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里，是以正确的哲学命题，加以错误的成份为转机，然后推导出一连串的误国、愚民谬论，最后以捏造出的“圣人”之语，再行兜售其“无为”的愚民理论。从整章行文上说，就又陷入了逻辑混乱的自相矛盾之中。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至理名言，但却并不是老子的发明，而是自古就有。至少，在老子之前，轩辕黄帝、风后、吕望、管仲等都有论述，至于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论述就更多。什么叫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呢？此处稍作一个极简要的解释：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无形、无物、视而不可见，听而不可闻，然而又无处不在，其本身不是想有所作为，但却客观上又无所不为的自然规律，是由不同的物质之性和物与物之间所存在的特有关系而引发出来，其作用是随着时间过程而显现出来的。因此，历经仰观、俯察、取远、稽近的研究总结，将万物高度集中、概括之后，分为阴阳两大类型。又认识到举凡阳性事物，都表现出刚健、强壮、主动、显性等特点；而阴性事物，正好与阳性事物相反，一般都表现为柔顺、主静、被动、隐性等特点，这就是事物的相对性。而阴阳异性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是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动交流、互相向对方渗透、因而呈现出互为补充、互为依赖、互为自己存在的根本性关系，故在哲学上就提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哲学命题。所以，阴与阳的交流、互动，是产生新生事物，使世间事物不断保持其生命力的根源；而举凡阴与阴、阳与阳的同性事物之间，则存在的是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相互削弱、以及能够完全和合而为一体的客观自然规律。同时，也正是这种同性事物相互排斥、竞争，以及因其性质相同而能各全为一体而壮大竞争能力，这就又使得事物得以不断地增强自身能力，向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古典哲学提出“和为贵”观点的哲理依据。同时，同性相斥与异性相引之间，又形成了更高一级的事物的相对性，正是这种事物的相对性，才使得世间事物在生生不息的发展、竞争之中，看似纷纭复杂，实际则存在着一定的有序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就是运用对于阴阳相交而命生，以及同性相斥以竞争的规律为指导思想，制定治国与用兵方略的纲领性政治术语。
以正治国，理论上完全与中医治病道理一致，就是以道制定法律，以道理产生社会道德，以法律和社会道德不断地调整阴阳事物之间的关系，使夫与妻、父与子、兄与弟、家与国、君与臣、工与农、城与乡、公与私、供与求等各个方面，始终处在一种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依存的平衡之度上，使其和谐、有序、生生不息地得到健康发展；同时，以法度、道德为左右手，调整工与工、农与农、商与商、人与人等各种同性事物之间的关系，使其都在同一个公正、公平、透明、科学的法律与道德范围中作自由竞争，并对于按法律、道德规范竞争优秀者，给以表彰、奖励；对不遵守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者，视其情节，给予一定的处罚。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引伸为道德，就崇尚“中庸之道”，中医治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哲学理论上应用“中庸之道”，依照或泄、或补，或扶正、或祛邪，以调理人体各部分器官的功能得到阴平阳秘、以保持其旺盛的生机。所以，中国古代治理地方之官就称作“尹”。尹字，就是以医生以三指持针而行剌穴治病之形 ①、 ②而成其字，尹字的字义就是“治理”。尹字下面加口，表示懂得以客观事物规律而修身、齐家、治国的道理者，就是君子。这种古代社会文化上的同一性，显示的就是古典哲学的普及性认同。所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在古代已是人所共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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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期《前》七·四三·一。
② 四期《甲》六三五。
若再以具体而明确的例证说明，则可以依至今人们还存有某种模糊认识的公私关系处理为证。此处就依现代工业企业发展与工人收入为例，以作简单分析：
在一个国营企业中，这个企业的整体利益即为“公”，它以
企业的总资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为标志；而工人的个人劳动收入就是“私”，它以工资、奖励等多寡和增加速度、幅度为标志；而整个企业的行政管理便是调整“公”“私”关系的关键性机制。在正常的情况下，工人以其劳动获得工资收入的方法，向企业这个“公”进行渗透：工人为获得个人利益而付出给企业的劳动工时越多、工效越好，则企业的产品生产就越多，产值越大，所获得的利润越高，企业的这个“公”也就越来越壮大。当工人从实践中认识到，企业的这个“公”共利益正是个人“私”利赖以存在和扩大的根本，便会努力增加生产，千方百计降低原材料消耗，处处爱护设备，爱护公物，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并为提高产品质量、数量进行发明、创造。也就是说，工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私利，向企业渗透的私利性劳动贡献越多，则企业这个“公”共利益的蛋糕就越大，在同行业中竞争中的能力也就越强。企业的管理者，如果明白了公私互依的哲学道理，将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个“私”视作企业这个“公”发展壮大的根本、基础，那么，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工人的思想水平、劳动技能，鼓励工人多劳动，以增加工资收入，并且会制定奖励发明创造的条例实施，以及伴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加而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始终保持对工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相反，如果广大工人都将“公”与“私”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事物，根本不把企业这个“公”看作自己“私”利赖以存在的根本。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