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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新讨论的必要了。因为，这种认识本身，就不是站在社会历史进步的角度和人民的立场上的正确认识。
第四节 明民与愚民的对立
治国者是采取文明教化、明民以治的政策，还是推行愚民之术，对人民大众进行欺骗与愚弄，是一个与政治制度密切相联系的问题。
治国者如果是以人民为根本，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所需之事，除人民厌恶之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一切以黎民百姓利益为重的人，他的想法、做法、政策、法令就会随时让黎民百姓知道，因为这样的政治没有什么可以藏掖的。让人民明白实行各种治国方略，就会增加人民的理解、信任、拥护。人民理解了治国的一切方略，知道政策法令都是因何而制定，以什么道理而制定，是代表着全社会、也包括自己的切身利益之后，就会更加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些政策、法令的实施；如果执政者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是同人民争夺社会利益，那么，他自然也就不会将自己施政的一切意图告诉人民，而是会很自然地编造出一切谎言来欺骗人民，愚弄人民。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没有丝毫深奥难懂之处。
历史上的轩辕黄帝，不仅只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师从风后而学伏牺之道，又问道于容成子等许多对哲学有研究、有见地的人，同时，他又在组织天文观察、制定历法、与岐伯、雷公、伯高、少俞等讨论如何防病、治病，以及领导统一音律、统一文字等各个方面，都对哲学理论的应用不断进行验证，这就更加深了对于道理的理解。特别是由于轩辕黄帝又亲身经历了私有制产生后所引起的野蛮性的掠夺战争最惨烈阶段，由此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那种动荡不安、财物奇缺、民不堪苦，以及为一己私利的权位之争而兄弟失和、君臣反目的痛心疾首情状，是他永难忘记的。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①天地是无私的，故言“明以正者，天之道也”②。以正治国，明民以治，就是他对哲理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制定了以道立法，以道明礼，以法律和社会道德教化互为补充的治国方略。并且提出了以道生法、刑德相养、循名责实、执法有度、虚静谨听、去私立公等一系列观点，认为只有上下相爱，交相得志，一道同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正是由于黄帝的不懈努力，并制定了一定的制度，明民而治也就成为整个五帝时期的一个显著历史特点。举例而言，黄帝的法治观点，就是到了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哲学意义：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③
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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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黄帝经·经法·论》。
④ 《黄帝经·经法·君正》。
若发号令，必究上下，一道同心，上下共赴，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战矣！①
唯其如此，后世言及黄帝之治，就说：“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②
一个社会，执政治国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实行民主与法治的制度。而实行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制度，明民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才能够随时听取黎民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对执政者的监督，并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够保证公共权力的不被滥用。黄帝为了能傾听民意，还建立“明台之议”为制度，这形成了后来的“四岳”民意代表机构。因为，黄帝将执政者明民以治看作是尊道贵德的一件大事处理的。他说：
行非恒道，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③ 是故，王公慎令，〔使〕民知所由。天有恒日，民自则之。④
此后，尧、舜施政，遇有大事，除咨询“四岳”以听民意外，还树“诽谤木”于通衢大道，置“敢谏鼓”于各级官府门
前，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施政者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同《易》经上所说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上下感而其志相通，天地不感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则失邦无国的道理一脉相承的。上下交流思想，是建立和谐社会，以达政通人和的重要一环。
相反，掌权为私利，就不会说真话给黎民百姓们听，为了自己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统治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当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执政为民的民主社会政治制度，建立起“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体制后，就要一改“吾受民命”而治思想而为“君权神授”、君临天下的思想，将自己炮制出来，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政治思想，而为自己的奴隶制独裁统治做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假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以愚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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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君正》。
② 《管子·任法·区言一》。
③ ④ 《黄帝经·十六经·三禁》。
在独裁专制的社会中，一切社会政治都像是在一个暗箱之中，由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操作，这就造成了以言为法，甚至朝令夕改，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被剥夺，一切只有俯首听命历史状态。这样的社会政治，自然也就是非常黑暗的了。
孔子生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郭沫若是为当代史学家，孔子说五帝时代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夏、商、周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制度①；郭沫若说五帝时代是“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称夏、商、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之黑暗时代”②。这两位对历史评价的一致性，都是基于历史事实。
老子则是明确反对黄帝明民而治思想，主张愚民而治的：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③他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④“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⑤由此，老子又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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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礼运》引。
② 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
③ ⑤ 《老子·第六十五章》。
④ 《老子·第五十七章》。
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①
这是为提倡“愚民”而治思想，连“政者，正也”哲学观点也要坚决反对的言论。其绝圣、绝学、弃智、不尚贤、反对礼义教化等，都是为达到愚民而治这一核心目的而提出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对此很欣赏，推行起来也乐而不疲。
愚民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也曾将指南工具用之于战争。但是，后来却看重的是利用指南针制造画有六十四卦的罗盘，以其用来测定住宅、坟地的风水与吉凶；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并造出了具有某种火箭原理的爆竹驱邪，但却未能造出先进的枪炮，用以保卫自己的国土；中国人很早就造出了水推磨，但却不能广泛推广，以利用水资源而解放劳动力；同样，中国也很早就造出了千里船，宋、明时代的造船技术也不谓不高，但却没有发展出较为先进的舰艇来，外国人拿了先进的船舰模型给清朝皇帝看，清朝皇帝则嗤其为“淫巧之术”之术。当然，在此种情形之下，当外国列强驾了坚船利炮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败得一塌糊涂也就不足为奇了。
固然，造成这种历史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同统治者推行愚民政治，信奉“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以及“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错误理论，不能说是没有关系。这个道理也极间单，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广大的国土、众多的黎民百姓构成的。民富则国富，人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就会人才济济，科学事业便发达，国家就自然会强盛。统治者推行愚民政治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危害，也同时是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严重地危害。这是因为，统治者是以最广大的黎民百姓为自己存在的根本的，执政者不爱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甚至为了自己眼前的一点私利而自伐其根，自取败亡也就是一种情理中的事了。因为，有什么样的前因，也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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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五十八章》。
愚民思想，愚民政策，愚民之术，究其本质，是反对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个总祸根。过去、现在、将来，它都不是应该提倡的思想，因为愚民思想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对于这样极其明显错误的反人类、反科学、反进步的反动思想。不是进行批判，反而进行鼓吹、大力提倡，其本身就是一种丑恶，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有害行为。
在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中，有一种执中为用的理论，孔子称之为中庸。孔子面对他生存时代的社会状态曾经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①而我们的学术界好像也还缺一点中庸，一提批判历史文化，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