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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将讨论情况向孙中山报告后，孙中山于8月20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
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
界革命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
次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
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文件指出：“谓本党固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
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
分裂者，亦有类于把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形势益可以无疑。”“见我党党员
当知所负革命责任之重大，与同志间之感情固结，为团体生命所不可缺之条件。前
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国民党右派势力无疑受到一次有力的打击。
孙中山到底是孙中山他确实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具有化险为夷、举重若轻
的领袖风范。当过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得对：“一个领袖必须忍受严格的
自我克制。经常的风险和永不间断的内心斗争。”
国共合作的航船绕过激流险滩，继续向前驶去。
一个领袖难免遭受磨难。然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磨难也太多了，几乎一个接
着一个。就在他解决国共合作中的矛盾的时候，他又面临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风险。
事情要从头说起。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建军校后，又开始筹备北伐的事。但建设军校需要钱，
出师北伐更需要钱。怎么办？孙中山根据夫人的建议，决定把她弟弟宋子文从上海
招来。宋子文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曾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这使他成
了喜欢在分类账簿上查看蝇头数字的人。他的面孔很圆，戴一副像日本天皇那样的
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一丝刻板的笑容犹如镌刻在一枚硬币上，给人的印象既
和蔼又严峻。他回国后在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公司当秘书和科长，把账目和财务处
理得井井有条。宋庆龄认为他这个弟弟能够解决国民党担心的财政问题。
宋子文到广州后，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月，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
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2月，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借给政府5至500元的款子。
3月，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4月，征收清凉饮料税。5月，对专卖
药品、化妆晶、婚礼、葬仪、宗教仪式甚至人力车都实行征税。但同时，农民的税
务负担有所减轻。
孙中山早想在广州建立一个国民党政府银行，集中管理这个地区的资本流动。
当苏联答应贷款1000万元后，他便于8月宣布中央银行成立，任命宋子文为经理。
中央银行一开业就很兴隆。当时许多中国银行发行的现钞，有白银储备作保证
的不到百分之五，而中央银行声称有百分之二十五。它新发行的钞票甚至在不受国
民党控制的其他地方也获得承认。到1926年，银行中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
由于宋子文成绩卓著，他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组建了一支特别武装部队来
监督税收工作。严厉打击那些胡乱收税、多重收税和吃“回扣”的现象。他让国民
党的党务官员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让新建的国民党军队直接收税。军队的供应和
经费再找地方党代表要，以加强制约，增加透明度。在宋子文任财政部长的两年中，
在税收总额没有增加很多的情况下，广东的财政收入比以前增加了9倍，这主要是消
除了无穷无尽的“回扣”的结果。
然而宋子文的这些做法得罪了广州的许多买办、大亨、贪婪商人和依赖贪污发
财的人。他们决定抵制政府，回击孙中山。
在广东，商人们原先就有一支民间武装商团，是辛亥革命后成立起来的商人自
卫组织。后来变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反动武装。它在广州有12000人，在广东全省则
有5万人。
广州商会会长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副会长是佛山的大地主陈恭受。
陈廉伯拥有缫丝厂和保险公司，拥有十家银行和无数当铺。他在十多个国家拥有贵
重的资产，拥有20座住宅。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的私人王国扩
展到太平洋沿岸，扩展到欧洲和美国的广东人社会，他还是华南帮会分子中的一位
头面人物。他从英国得到秘密援助，并强迫广州的每个商行都认捐150美元，从而急
剧扩大了商团武装。
1924年初，英国人煽动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
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
陈廉伯闻言大喜，随即投入了推翻广东政府的准备之中。他擅自向香港南利洋
行定购长短枪近万支、子弹三百余万发，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潜运
广州。
孙中山闻讯，于8月10日命军政部长程潜和蒋介石扣留了这艘商船。在两艘炮舰
护卫下，商船进入黄埔港，将枪弹卸下。次日，军政部吊销了陈廉伯骗取的该项军
火进口护照。
商团以此为借口，出动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索要枪支。
陈廉伯一方面与国民党右派、军阀暗中勾结，一方面胁迫商民罢市，攻击孙中山主
持的政府“赤化”，要“实行公夫公妻主义”，以煽动武装暴动。
从12日起。孙中山陆续调派黄埔学生军和部分滇、湘军进驻广州，以维持社会
治安。
20日，广东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陈廉伯逃往香港，指使商团扩大罢市。
截止到25日广东全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罢市和游行示威。这时，英国派出9艘军舰集
中白鹅滩，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2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大元帅府
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
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
孙中山大怒，当即打电报给麦克唐纳首相，提出正式抗议。
他还向国联发出呼吁，但没有收到答复。
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下令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查对所有不开业的商店，
禁止贵重物资匆促转移出城。
这时，围绕处理商团叛乱事件，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孙中山、廖
仲恺、鲍罗廷、蒋介石和共产党人主张对商团采取果断手段和强制措施。国民党右
派则主张“和平调解”、“慎审解决”。伍朝枢还阻止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建立，
反对军管。握有兵权的右派——滇军的范石生、廖行超和盘踞广州河南地区的李福
林等，更直接同商团相勾结，同商团酝酿谈判条件，向革命政府施加压力。
接下来的事情，当时香港《循环日报》记载如下：
扣械罢市风潮，自28日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二人出任调停，形势已有转机……
29日范氏进谒孙文，对于此事力主调解，并赞助容纳商团之请求，以冀早日和平了
结。孙氏不允。范石生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
在此两三日内，无论如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竭力保护市
内治安，无论何方部队，如有骚扰商场，我当派队迎头痛击，断不令毁此璀璨五羊，
供一二人意气之争而牺牲也云。孙氏闻言，颜色立变。但见范氏词语决绝，且以范
之力量而论，又尽可办到，复后廖行超为之协助。湘军亦一致主张和平，仅借樊钟
秀之豫军千余人，必无济于事，乃毅然答应范氏。遂与商团代表于29日下午订立条
件，双方签字，30日商店复业，以条件而论，商团可谓完全达到目的，军械照原数
目发还，联防又准予成立。陈廉伯、陈恭受亦取消通缉，不过以五十万元为代价耳！
廖仲恺闻讯，怒不可遏，大骂范石生出卖革命，助约为虐。然后气冲冲地跑到
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面辞省长职务，以示抗议。
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都对这种妥协政策不以为然，愤愤不平，憋
了一肚子气。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孙中山决定离开广州，进行他期望已久的北伐。蒋介石
劝阻不住，鲍罗廷又去找孙中山，生气地说：“广州局势一触即发，如何发展难以
预料。此时此刻，你怎么能够带走大军北伐呢？”
孙中山说：“北伐是我夙愿，此举关乎全国统一。目前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我们应该抓住这一良视，北伐曹、吴，以扩大革命地盘，以减轻粤民负担。我们不
能只顾眼前，因小失大。总是偏于一隅啊！”孙中山决心已下，遂决定亲自率军北
伐，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共抗直系”，由胡汉民在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9月12日。北伐军大本营设于韶关。
18日，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北伐宣言》，申明北伐的目的不仅在于消灭
曹锟、吴佩孚，而且在于推翻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
22日，孙中山下令北伐军改称建国军，谭延岂为建国湘军总司令、杨希闵任建
国滇军总司令、许祟智为建国粤军总司令、樊钟秀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10月9日，孙中山命令蒋介石“将所有枪弹、学生一齐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
蒋介石抗命不从，反请孙中山“早日回省”，并说这是“今日成败之最大关键”。
以后几次电报往还，不管孙中山如何催他参加北伐，他就是一兵不发，死守广州不
动。
孙中山心急如焚，却又毫无办法。终使北伐错失良机，无功而返。
10月10日，广州城终于发生了流血事件。
正是：
这边驱庚虎未除，
那边容狼狼逞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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