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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个左派，叫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
可以用周恩来。第二师师长三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
鲁易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
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1925年 1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
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 4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
牵制。”
话分两头。且说在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只是列席会议，也没有被选为中
央执委。他当然注意到了第39号席位上那位一口湖南话的青年人的发言，但他也许
没有意识到这位青年人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
的执行委员。他的政治地位当时显然高于蒋介石。正在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的时候，
毛泽东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他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后来，
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岸英、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一家人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
里（今威海卫路583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州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
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
右任、叶楚伦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
民、瞿秋白、邓中夏、挥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
党人，也都担任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44号为“国共群英
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也设在上海。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
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在国、共两方面，毛泽东都是秘书，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更难以忍受的是
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麻烦。
执行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
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有些老党员摆老资格，看不起毛泽东等年轻人，说：
“毛头小伙子也配问我们的履历？”
罗章龙半个多世纪以后回亿说：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
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
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逾四川省长的
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
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
润之说：“派人选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给了这个台阶，
谢持还是填了表。其他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然而右派分子决不会善罢首休。
正是：
只顾今朝卖老姜，
不记昨日少年狂！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囹圄吓煞张国焘 党团难住陈独秀
却说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为他们说话，
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用流氓打手，混人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一
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彼组织纠察队，
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随之而来的是叶楚伧饱对毛泽东的排挤。虽说叶楚他只比毛泽东大5岁，但他是
老同盟会员，后任颇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作为
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了上海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他竟策划一些国民
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
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人上海执行部机关，抓住邵力子打了一通。事件发生
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挥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时楚伦“
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叶楚他对孙中山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因而对毛泽东这位共产党员、跨党分子
处处刁难，力图赶走。他自己对党务撤手不管，把担子都推给毛泽东，毛泽东干了，
他又来挑刺，使毛泽东进退维谷。后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毛泽东向他面交了一
封14人的联名信，反映“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
务几于停顿”。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秘书起初的境况还不错，然而渐渐地和总书记陈独
秀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
“家长”作风此时已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积劳成疾，加之心境不佳，遂请假养病，挈妇将雏，离开喧闹的大都市，
返回一山一水都令其眷恋的故乡去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而国民党内方面的叶楚伧则十
分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频频举杯，以志祝贺。
在此后不久的中共“四大”上，在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中，毛泽
东落选了。
后来成为毛泽东对手的张国焘这时也正遭厄运。
张国焘自从在中共“三大”落选质，就一直意态消沉。在国民党“一大”上，
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就让李大钊、谭平山代为请假。孙中山得知后，特邀张国焘
在西壕酒店参加夜宴。张国焘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铁
路工人秘密组织才能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召开
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
的。”孙中山原已知道张国焘对党内合作有意见，却并不计较，现在听了张国焘的
话；欣然同意：“这样也好，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也很重要，应当从速前往。彼
此交换意见么，以后还有机会。”夜宴之后，孙中山又派人送来一封信。并附了20
00银元。托张国焘捐给铁路总工会，预祝大会成功。
张国焘返回北京后，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孙中山希望他能去武汉担
任实际工作，就像毛泽东在上海那样，但负责主持武汉执行部工作的居正、覃振以
张国焘难以驾驭为虑。张国焘意识到这条路上将铺满荆棘，便通过李大钊，婉词谢
绝了孙中山的这一拟议。
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北京执行部负责领导北方15个省市的工
作，由李大钊、丁惟汾、王法勤、于树德四位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张国焘、于方舟、
韩麟符三位候补执委也经常去参加会议。张国焘同时负责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国共两党在北平的活动引起了直系军阀政府的注意。5月20日下午，李大钊匆匆
找到张国焘，告诉他，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通知。由于国共两党积极活动，反
对曹锟贿选，打击北京政府，组织工人运动，早为当局所嫉恨，5月15日又发生了外
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虽与国共两党毫无关系，但也被判定为国共两党所
为，因此，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第一名是李石曾，
第二名是李大钊，第三名是张国焘。李大钊让张国焘赶紧躲避起来。
张国焘先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通知工作人员，清理文件，然后回到达教
胡同处所。在这座四合院的两间上房里，佐着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杨子烈
1921年在武汉加入共产党，这时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工作。他们连夜
清理、销毁文件，后来累了，想明天再接着干，就睡觉了。
谁知天不亮，侦缉队就包围了铁匠营21号铣路总工会办公处去抓张国焘和张昆
弟。他们破门而人，但屋内的两个人不是张国焘和张昆弟，而是两位于事李斌、彭
永和。
“报告队长，搜出一套文件，还有一本名册。”一名队员把一叠材料交给侦缉
队长。
“人和文件都带走！迅速赶往达教胡同！快，快！”
一个小时后，张国焘和杨子烈在寓所睡梦中被捕。
警探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搜去大批文件。一种惊人的疏忽大意。暴露了国共
两党和铁路总工会的许多机密。
先后经过侦缉处和军法处审讯，张国焘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供出了一
大批名单。
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程克发出密令，命令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
李大钊等人。
密令说：“经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
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创为首，伊
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
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君）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
洪杰（范鸿吉力）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伯英等。查李大创原膺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创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
密令里附有两份名单。除《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名单》外，还有一份《张
国焘供出各路工人在党姓名单》，其中有京绥路了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2人、正
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埔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
都有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