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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周恩来向他的同学这样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
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
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
门亲事。”
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下，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临行，他写下一首豪气
洋溢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五四之后不久，21岁的周恩来忧心细焚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主编《天津
学生联合会报》，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觉悟社”。
1920年1月，周恩来率领天津各校数千名学生前往省公署。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
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的二十多名学生代表。请愿遭到镇压，他和另外几位学生领
袖被捕入狱。在那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的监狱里他绘难友们连续讲演“马
克思传”和“马克思学说”，组织难友们与狱方斗争。几个月后，当局边于舆论压
力释放了他们。同学们欢欣雀跃地来到监狱门前，把缀有“为国牺牲”金字的纪念
章戴在周恩来的胸前。
这时，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出洋留学，一个是周恩来。一个
是李福景，并资助了他们赴欧的经费。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号前往欧洲。
邮船经过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
河，进入地中侮、历时36天，到达法国马赛。
周恩来到欧洲后、立即吸引了先期到达的中国青年。1921年，他经张申府、刘
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他和蒙达尼的中
国学生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璋、向警予、蔡畅等，和
克鲁邹的中国学生赵世炎、李立三、邓希贤（小平）、陈公培、刘伯坚、鲁易等，都
有密切的交往，并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过从甚密。
周恩来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出席“一大”，在石库门和大画舫召开
那次会议的消息，过了一段才传到巴黎。然而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坚定地确立
了，并和国内的共产党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在德国听到觉悟社社员黄爱和另一位
热血青年庞人铨因组织劳工游行示威而被湖南军阀赵恒锡杀害的消息后。
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诗中跳动着这样滚烫的句子：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几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1922年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了。
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
德和比利时的代表18人。会议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
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赵世炎等12人
去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书记一职便由周恩来担任，并将组织名称改为“旅欧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当时的一切公开活动均用这
个团组织的名义，丽处于这一组织核心的共产党小组从不出面。
旅欧初期，周思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支朋友，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然而，
好朋友未必适合做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
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
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晚年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
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夜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正是：
易求无价宝，
难得有心郎。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九回 促联合俄国人牵线 怀鬼胎陈家军叛变
共产党一成立，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就无可回避地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决
策。
早在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共产国际应当同
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主张。翌年6月，列宁又在共
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专门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意义。
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维经斯基向陈
独秀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应当与孙中山建立合作关系。之后，维经斯基走进
上海莫利爱路29号，拜会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双方亲切交谈两个多小时。孙中山
询问了俄国十月革命后购情况，表示愿意与社会主义的俄国友好，又炮怨广州居中
国南方，这种偏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使他很难与俄国建立联系，他提出是否有可能在
海参崴或中国东北某处建一个大功率电台，以便经常联系。维经斯基表示愿意为此
努力。他告诉孙中山，中国即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希望两党能够合
作。孙中山欣然同意。他说他十分钦佩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
人加入广州的政府，一道进行革命工作。
为了表示诚意，孙中山于会谈后即向广州政府直属的广东省指示，吸收共产主
义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不久，广东省长陈炯明即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人
物陈独秀发出邀请，聘他为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写
信给陈炯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
的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
答应这三个条件后，陈独秀便于1月10年12月15日离开上海去广州赴任。次年7月共
产党“一大”召开时，他正在任上，所以没有参加。
1921年12月23日，当中国北方正是寒凝大地的时候，出席过共产党“一大”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大雷陪同下，来到温暖的南方城市桂林，与孙中山就国共合
作问题进行会谈。
孙中比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的斗争历史及其所信奉的三民主义。
马林介绍了苏俄革命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
“感谢共产国际和苏俄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孙中山微笑着说。继而摊
摊手，“你们同美国和日本比起来，使我们中国人的感慨太多了。”
“大总统太客气了。不过请问美国和日本近来对中国怎么了？”马林略有几分
茫然。
孙中山有些激动地说道：“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争夺中国的公开斗争，是和它们
在中国国内幕后支持军阀的战争互为表里的。为了各自的利益，美国支持直系，日
本支持皖系。日本一看皖系段祺瑞不行了，很快又扶持了一个奉系张作霖。美国呢，
正利用直系与日本对峙，迷信武力的吴佩孚，很适合美国在中国扩张实力的口昧。
驻北京的美国使馆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吴佩孚有全国最好的军队，如果他赶走了徐
世昌，而让黎元洪当总统，那么统一南方各省的困难可以消除。你说、这不纯粹是
同革命捣乱、同中国捣乱么？”
“噢，是这样。”马林舒了一口气，“这只是一些暂时的现象只要革命力量强
大了，加上国际的援助，中国的前途是会好起来的。为此，作为朋友，我向大总统
提三点建议。”
“愿闻其详。”
“其一，要进行中国革命，非有好的政党不可，这个政党必须能够联合社会各
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其二要创立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干部，作为建立革命武装
的基础；其三，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尽快掀起革命的高潮。”
孙中山听完，凝神沉思起来。半晌，一跃而起。兴奋地说：“好极好极！你讲
的很有道理。把党建设好，办军官学校，都是非抓不可的事情。和共产党合作么，
原则上也是对的，具体的合作办法，可以从长计议，慢慢实行。”
孙中山虽然对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有些犹疑不定，但他对马林的建议还是颇
感兴趣的。马林离开时，他紧紧握住马林的手，一再说：“谢谢，谢谢！”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
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组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共
产党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及工人代表邓培，关切地问：“中国国民党和
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张国焘和张秋白都回答：“可以！”
列宁满意地点点头。
4月，共产国际又源代表达林来到中国。在翟秋白、张太雷陪同下，达林在广州
总统府会见了孙中山。彼此热情问候和介绍情况之后，达林十分热切地提到国共合
作问题。孙中山不像过去那么犹豫了，当即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在联合的形式
上，他反对国共两党平行合作。
达林告诉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的情况下。可以作为
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以形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孙中山仍然没有明确表示意见。最后说：“以何种形式合作是反帝联合战线的
具体问题，可待以后逐步解决。”
促使孙中山加快与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