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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贝波尔姥姥点燃蜡烛。尽管菲利克斯又哭了起来，但是那却是很美好的一刻。半个小时后，家里的其他人都到了。 姥姥过世后几天的一个早上，在早餐桌上，菲利克斯对爸爸妈妈说，姥姥那天夜里来看他了，她告诉他，她很爱他。后来的几天夜里，姥姥也在他的梦里透过窗户看他来了。虽然菲利克斯还是很伤心，但是他很高兴在贝波尔姥姥走的时候自己在她身边。“我们过几天还去临终关怀医院吗？”菲利克斯问，“我喜欢去那里。”“美好的死亡”——临终关怀和医药之所能“美好的死亡”——临终关怀和医药之所能
生命的肖像（四）谢辞（1）
那些宣扬年轻人必须努力好好活着，老年人必须努力美好地死去的人是天真幼稚的；这不仅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让人愉快的，还因为努力去争取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死亡原本是一样的。 ——伊壁鸠鲁 活着的人很难将自己和死人设想为一体，因此死亡的社会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诺伯特？埃利阿斯诺伯特？埃利阿斯（1897－1990）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诗人。犹太人。（译者注）《关于临终的寂寞》 任何时代里，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生命的终点是美好的。在文字发明之初，这种渴望就已经被记载了下来：“今天，死亡如此充满诱惑地站在我眼前，就像一次疾病的痊愈，就像一个人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谜底。”这是古埃及的一段文字。几百年后，中世纪的人发明了Arsmoriendi——一种不给灵魂带来任何损害的死亡的艺术。作为精神的和宗教的练习，人们把及时做好对死亡的准备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最终，病人在自己家里的病榻上，在家人的环绕下，和他的创造者讲和。主给予，主又收回——这种听天由命的恭顺里很有些务实的成分，毕竟那时候人们很少能做什么努力来抗拒死亡。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状况都没有任何改变。一直到19世纪，婴儿的死亡率都居高不下，无数的年轻人在他们生命最灿烂的时候被传染病夺去了生命。往往从做出诊断到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只是几天的时间而已。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对死亡的设想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死亡以生命的敌人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可以用强化治疗和高科技医学的武器来打败它；赢得时间的胜利并不少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死在高龄。但是代价往往是一种严重的，有时候更是长达经年的疾病，这种疾病往往为死亡先行开道，让人常年和疼痛、恶心、虚弱相伴，并且让人不得不依赖外在的帮助。 和我们的祖先不同，在最后时刻来临前的很长时间，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预测到自己死亡的来临；尽管如此，我们却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现代版的Arsmoriendi。一种通用的、对正确死亡的带有精神基础的理解不再存在——这大概也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死亡之后”的设想。对于人在肉体死亡以后的继续生存问题，西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还相信，而在东部德国，五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还相信有这么回事。今天，我们不再盼望“美好的死亡”，而仅仅只是希望一种没有痛苦的终结，往往病人还希望能在家里被家人和朋友们照顾着走向生命的终点。而死亡在现实中往往是另外的样子：每五个人中大约只有一个人是死在家中的。在城市中，大约90％的人会在医院或养老院里结束他们的生命，在农村，这个比例是60％。 临终前，病人往往是被陌生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包围着。医护人员的换班时间和医院员工办公室的钥匙往往能左右病人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节拍。在医院里，亲属和朋友往往变成了隔着篱笆墙的客人。他们和濒死的病人一样无助地面对着他身体的不断衰弱和其他伴随而来的各种来势汹汹的痛苦；而这和我们模糊的、多多少少有些幼稚的对“在尊严中结束生命”的设想完全不相符。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这种状况让人觉得受到了威胁。“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关心一个濒死的人，”社会哲学家诺伯特？埃利阿斯在他的散文《关于临终的寂寞》一文中写道，“这些人抱有某种心理补偿性的‘不死的幻想’，借助这种幻想，他们将自己童年时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成功地压制在看不到的地方。而接触濒死的人则会弱化他们这样的幻想，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某种威胁。这样的弱化则有可能使他们清醒地再次意识到那种对死亡的强大恐惧，（……）而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在这里，人们面临的是我们的时代里一个普遍问题的极端形式——即当临终的人与他们周围的人告别时，人们往往无力给他们在此刻最需要的那种帮助和关爱——因为另一个人的死亡会是对自己的死亡的一种提醒和警告。看到一个濒死的人会瓦解人们用于抵抗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人们为了抗拒对自己的死亡想法而建立的保护墙。” 人们还希望能尽可能地不让孩子们看到病人的这种久病不愈和濒临死亡的状况。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描述了一种“秘密死亡”的状态：“我们的感官已经不能再承受痛苦和疾病带来的视觉和味觉信息；尽管这些在19世纪初期还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今天，这种人类生活的正常的生理状态被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驱逐，并被驱赶进了卫生学、医学和风化道德的无菌世界里了。这个无菌世界完美的表现形式是医院和它的清规戒律。”
生命的肖像（四）谢辞（2）
在那里，病人的痛苦历程往往还会没有必要地被延长。对于病人来说原本是种恩赐的死亡会被各种急救措施阻止。为了人工输送营养，垂死的病人的肚子上还要插一根胃管。“医生不是帮病人为即将来临的死亡做好准备，而是和病人一起冲进一次医学冒险，而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引开病人对自身疾病的注意力。”美国的外科医生舍温？B？努蓝德这样描述这种机制，“医生的表现反映了社会的普遍需求，即隐瞒死亡的力量和生命的有限性。”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其他地方比医院这个绝大部分人去世的地方更加歧视死亡。这里，医护人员希望治愈病人，因为一个垂死的病人意味着失败。因此，在这个治疗之地，垂死的病人本身也受到歧视。 从这样的经验出发，1967年，英国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希思黎？萨德斯在伦敦郊区创建了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医院，今天全世界的临终关怀医院都是按照它的基本准则在运行的。临终关怀医院（HOSPIZ）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hospitium”，原意为“旅社”；而临终关怀医院的最高目标却是陪伴将死的病人在他熟悉的环境中走向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目的只有通过一种专业的、拥有建设成熟的门诊设施的临终关怀医院提供的护理才能实现。病人们受到最好的医学护理，接受能够减轻他们身体痛苦的镇痛治疗。此外，他们和他们的亲属还能受到日常护理上的、社会学上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各种支持。如果一个病人在家里无法受到照顾，则可以把他接收到临终关怀医院中。但是了解了所有情况的病人总是自己可以决定他想怎样做，他想在哪里度过他剩下的时间，他想接受怎样的医学和护理方案。 按照希思黎？萨德斯的设想，临终关怀医院不该成为将死病人的又一个新的人工创造的租界地。因此，从它诞生时开始，这种与各种世界观均无关的民间运动就始终依赖各界义工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应该能够使得社会的主流阶层正视与濒死病人的有意识的、主动的交往。只有当我们不再将死亡作为禁忌，我们才能建立一种与自己的死亡之间的人性的关系：这是希思黎？萨德斯的各种理论之一。 没过多久，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医院就成为临终关怀运动的胚胎细胞。在德国，临终关怀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植根。联邦临终关怀联合会（hospiz）已经登记有1300家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和大约200家临终关怀医院和姑息镇痛医疗科室。他们中的一半左右挂靠在教会组织下。很多临终关怀医院的成立都要感谢那些护士、护工和医生，这些医护工作者无法接受普通医院紧张的日常生活时间表所能够允许他们的那种对待死亡的方式。尽管很多专业人士批评说，在德国的临终关怀医院里，医生只是以外界顾问的形式出现；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的护理人员的水平却高出了普通医院的平均水平。此外，临终关怀医院的团队中往往还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精神导师、心理治疗师和肢体康复师。另外，德国现在已经有4万受过训练的义工在病人家中，或在临终关怀医院里陪伴濒死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 同临终关怀的想法一同诞生的是一门新的科学：姑息镇痛医学。这一学科致力于减轻不治病人的症状和痛苦。形象地说，它会为病人罩上一层保护膜——“镇痛”（Pallium）一词来自拉丁语，意为“外套”。自从埃伯哈特？克拉施克1983年在科隆建立德国第一个姑息镇痛科室以来，对不治病人的照顾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时候，在对待濒死病人的问题上，充斥着治疗上的虚无主义。从那以后，埃伯哈特？克拉施克就开始为反击这种虚无主义而工作。今天，他领导着波恩马耳他骑士医院的姑息镇痛医学科，同时他也在大学里的这一专业任教——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德国已经有两个大学设有姑息镇痛医学专业。“以前，人们把很多东西作为命运承受下来。”克拉施克说：病人疼痛得叫喊，呕吐，精神上陷入巨大的恐惧和沮丧——人们统统接受下来，作为为自己过去的生活所应当付出的代价。“一旦病人的死亡迹象出现，医生就会掉开头去。”克拉施克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把濒死的病人推进浴室，“这样的情况今天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