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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士、工、商这四个阶层组成的。所谓“农农，士士，工工，商商”，就
是要求社会结构中的这四类人等要安其位，各负其责。具体来说，就是荀子
所指出的：农民分田而耕种，商人分货而贩卖，手工业者分别业务而辛勤劳
作，士大夫分别职务而处理政事，诸侯分别守卫他们的封地，三公集中讨论
处理全国的大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则拱手而等待事业的成功。
在荀子看来，一个社会在职业上的分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社会成员的
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必须有多种技能、多种工作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但
是，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又不能兼备各种技能，不能兼任各种职业。社会
成员之间只有进行合理的分工，才能充分发挥各个人的专长，令社会整体得
到利益。
由此，荀子明确指出：“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具体地说，翻耕土地，
培土保墒，除草种谷，施粪肥田，这是农民百姓的事；遵守农时，督促人民
努力劳动，使生产发展，财富增长，百姓和睦，这是地方管理者的事；旱涝
调节，寒暑适宜，使五谷按时成熟，这是老天爷的事。而普遍地保护百姓、
爱护百姓、管理百姓，尽管年头不好，旱涝成灾，却能够使老百姓不用担心
挨饿受冻，则是国家管理者的事。——总之，职业分工明确，组织结构合理，
社会才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
挨饿受冻，则是国家管理者的事。——总之，职业分工明确，组织结构合理，
社会才能够得到正常的发展。
管理机构的复杂化和严密化，是一个组织成熟的标志之一。现代管理学
大师法约尔，曾经把管理机构化作社会有机体的神经组织。他指出：如果没
有神经活动或者管理活动，整个组织就会变得毫无生气，很快就会衰落下去。
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对于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机构的描
述，也是相当严密相当复杂的。荀子等人对于国家管理机构的详细规定，说
明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国家组织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就已经多么地
发达。
“伦”，本来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也就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规
定。荀子把人类社会的等级划分为三类：“大儒”、“小儒”、“众人”。
他论述道：“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士大夫士也；众人者，工、
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按这里的“大儒”、“小儒”和“众人”之划分，同荀子上述在社会等级结
构中对于“君子”和“小人”的划分，其实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把“君
子”再细分为“大儒”和“小儒”罢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划分及其行为规范
（“检式”）的确定，就是荀子对于“人伦”的一般理解。
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血缘制度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行
为规范，不可能不打上宗法血缘关系的烙印。荀子本人就认为：“君臣、父
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
本”，因而主张“君君、臣臣、父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
商商一也。”这样，就把一切社会组织结构的划分，从属于伦理关系这一“大
本”之下了。
而从儒家所主张的伦理关系看来，无非都是家庭关系的推衍。按儒家所
乐于称道的伦理关系有五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在这“五
伦”中，夫妻、父子、兄弟这三伦固然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而其他二伦，
君臣和朋友也是从家庭关系中推衍出来的。古代称皇帝为“天子”，又称县
太爷为“父母官”；朋友之间，“称兄道弟”；老师和学生之间，则称为“师
爷”和“徒弟”；推而广之，以国人为“同胞”，认“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些，无一不打上家庭伦理关系的烙印，即使是“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是建
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五伦”的作用则在于加强人际关系的亲密性。据《尚书·尧典》记载，
舜对契说：“现在百姓不能相亲友好，在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
间不能和睦相处，因此让你担任司徒，对人民进行上述五伦的教育。”孟子
根据这个记载而指出：人们吃饱穿暖，如果没有教育，便和禽兽差不多了。
圣人为此而感到担忧，便让契担任“司徒”，主管教育，“用关于人与人关
系的大道理以及行为准则来教育人民——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
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
诚信之德。”
孟子本人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亲密性，他指出，关于教育的地方，各个
朝代的称呼有所不同，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但关
于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各个朝代却又都是一致的，即都是阐明并教导人民以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必然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行为准则。在孟子看来，“人与
人的关系及其行为准则，在上位的诸候士大夫都明白了，在下位的小民老百
姓自然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必然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行为准则。在孟子看来，“人与
人的关系及其行为准则，在上位的诸候士大夫都明白了，在下位的小民老百
姓自然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
总之，儒家所主张的以“五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外观是家庭
关系的推衍，其内涵则是追求组织成员之间的亲密性。这同现代组织理论特
别是韦伯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有着根本的区别。
韦伯生活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德国。当时，德国社会组织形态正处
在以家族为基础的旧组织体系解体，而现代组织正在迅速兴起的十字路口。
韦伯的组织观点反映了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主义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瓦解，
而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现代合理化组织形态的诞生。在韦伯当时所生活的德国
普鲁土地区，企业和政府机构所雇用的人员很少超过几百人，城市里通常只
有几千个居民。许多家庭的成员都在同一个企业或政府机构里工作，亲情、
友谊、宗教信仰和工作把他们紧紧结合在一起。韦伯发现，当时在组织管理
上缺乏效率，而其主要原因却是由于起用亲戚和徇私舞弊，各种社会关系过
于复杂、过于亲密，造成理性的和公正的决策很少出现。
针对上述情况，韦伯提出理想的组织形态应该使人们彼此隔离，强迫他
们专精于技术，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和考核，以便在与他人打交道
时能够保持公正的态度。韦伯认为，组织必须坚决反对不合理的社会亲密感，
根据技术和效率而不是政治或友谊的原则，以公平的态度，有效率地工作。
这就是韦伯所谓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内涵。
由此可见，韦伯组织理论的基本要点就是批判家族主义，排除组织中的
亲密型的人际关系，进而代之以追求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组织。这一
思想，适应了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挣脱封建容克政权的束缚和发展资本主
义现代化经济的需要，因而韦伯本人被称为“德国的亚当·斯密”。到了
2O
世纪四五十年代，韦伯的思想在美国广泛流行，对于提高现代工业组织的效
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韦伯被称为“现代组织理
论之父”。
但与此同时，韦伯理论的推行，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主要就是造成
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对抗，以至反而降低了组织运转的效率。这就引
起了当代西方有识之土的忧虑。美籍日裔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在他著名的《Z
理论》一书中写道：“从韦伯的时代开始，西方的组织，尤其是在美国，一
直维持着官僚机构的形态，从而成为他们最突出的特色。但是，当今社会的
环境已经改变了。在韦伯时代人际关系过分紧密的社会中，人们彼此熟识，
很难以客观的态度互相对待。而在当今社会的官僚组织中，人们互不相识，
彼此漠不关心。当年人们要在社会亲密感与客观性之间取得平衡，而当今人
们却拥有一个十分客观的、机械主义的社会组织和工作组织。平衡的力量已
经被一股不平衡的动力所取代，社会趋向讲求形式、机械主义和个人主义。
组织要想在经济上有效率，满足情绪需求，只有在亲密感与客观坦白之间维
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目光转向受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东方社会的
组织形态，企图从中有所借鉴。狄瑞克·戴维兹
1983年
6月在《远东经济评
论》杂志上撰文，分析工业东亚地区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他认为，儒家
传统的组织管理理论，对于工业东亚地区依然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其要点有：
论》杂志上撰文，分析工业东亚地区之所以取得成功的经验。他认为，儒家
传统的组织管理理论，对于工业东亚地区依然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其要点有：
儒家学说有一套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主张社会的和谐需要有道
德、有才识、重纪律、重和平和强烈责任感的领导者。（2）儒家主张管理者
的责任感与其下属的忠诚能干，要相互契合。（3）儒家要求管理者与其下属，
要亲如家人，保持着忠诚孝梯相互感应的关系。（4）东亚人将上述价值观念
应用于现代社会，从而设计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组织。
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则在其《儒教文化区的秩序与经济》一书中指出：
“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家庭团队主义的社会秩序”；“儒教团体秩
序的团队文化，是依靠家庭主义的历史与传统来维系的。亚洲儒教文化区各
国社会的最大特色，就是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