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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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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努力,碰来碰去,全碰在体制问题上,而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解决
得了的。我觉得不该再在这里耽误下去。我今年70岁,也该从公务生活上退下来了。
本想等到满届,也就是今年,再顺理成章地退。现在提前说出去,也并不仅仅是气
愤。

  ▲现在《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已经通过,据报纸宣传,正拼命赶工。您对三
峡工程前景有什么估计呢?
  □中国的环境形势非常危险,三峡工程不过其中一个,比这严重的工程都在推
进、发展、恶化,再不紧急着手补救,将来后悔就晚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负
担过重,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和灾祸,让你一时无法收拾。更严重的是,人
口多的同时,素质越来越低: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的人民就
产生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再有,体制是关键。没有法制,没有监督,会将中华
民族置于死地。
  至于三峡工程,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我看到6
月份《人民日报》一篇报导,对三斗坪移民的采访;还有《都市青年报》一篇《三
峡移民资金变成招待费》,披露不少问题。又如三峡工程中的一项工程,据说全年
应拨款8000万,到了6月底,才到位1000万,成了“粮秣未到,兵马已先行”,仗
怎么打?按理,他们既然冒天下大不韪开工,无论大肆吹嘘,还是印钞票,应该是
全力支援才对,但在李鹏病了之后,这两种情形出现了,依我看不是偶然的。舆论
控制如此严密,也知道全世界有那么多华人在反对,一直紧紧盯着,消息怎么会“
漏”出来?列入计划而钱不到位,究竟是故意还是不得已?我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信息,也许正意味着权力机构内部的某种变化。另一条,你有没有注意到,本来要
对外发行三峡债券,又停下来了。行不通的原因何在?债券一旦出售,所有的债权
人都有权了解他所付了钱的那桩事的全面情况,这时,想要捂住反对的声音就更困
难了。而有了这个声音,民众就更不敢去买,成了恶性循环。台湾的一些只要有钱
赚,什么都不顾的公司,想插进来,考虑到反对的声音,有些踌躇,包括我的直接
告诫:“罪恶的钱不要赚,更不要说还赚不到”。筹钱的渠道不畅,起码可以阻挡
它一段时间,我们就更有时间将一切讲明。所以,你问对这一工程的前瞻如何,我
的回答是,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如果当政者比较明智、比较实事求是;管财经的人,
不冒险,你拆你的烂污,我却要顾到我这一届的政绩,不擦你的屁股,这样,1000
万,不死不活,让你干,舆论越来越不利于你,到时候停顿,还来得及。如果三峡
工程的不拨款和真实消息的走漏,是这一个圈圈中的一环的话,最终将这一灾难制
止,我看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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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实事求是才成其为科学家




              ——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郭来喜

                             戴晴

  郭来喜
  地理学家。 1934年生,河南上蔡人,1956年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1959—1960
年进修于莫斯科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
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云南地理研究所的所长。
  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

  主要著作:
  论文二百多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
  《贫困,人类面临的问题》(1992)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黄金海岸开发研究》(1994) 科学出版社

  □ 众所周知,您是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412位专家中极为难得的没有签字同意
的9位专家中的一个。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 参加三峡工程的论证是从86年开始的。那次有50个学会推举100位代表,我
是中国地理学会两个代表中的一个,参加综合经济评价组,还有一位参加水库淹没
损失组。应该说,我从小就对三峡有兴趣,也很希望毛主席说的“高峡出平湖”能
够实现。所以,参加论证的时候抱着的,是希望三峡工程能上的心愿。但是从1986
年到1990年,前后亲身参加论证五年。我的感受是,对三峡工程了解得越深入,发
现里面的问题越多。

  □ 你第一次就自己的看法发表见解是什么时候? 

  ▲ 那是1988年10月16日在综合经济评价组的专家论证会上。这是我第一次就
这个问题发言,提出“三峡工程不可不上,三峡工程不可早上”。我的论点是,作
为大坝电站,三峡的位置特别好: 在中国的腹地,对华中华东的水利电力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所以那时我感觉是,三峡工程上还是要上的,但工程涉及的问题实在太
复杂了,土石方开掘填筑量超过一亿立米@混凝土2586万立米的大坝世界第一,70
万千瓦的单机发电机世界第一,五级船闸、外加将万吨提升113米的升船机世界第
一,移民规模世界第一……,不仅大,技术难度也很高,我一直提醒论证领导小组:
 “话不要说得太满,技术并没有过关”。所以,我的感觉,对这事必须如周总理
生前所说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要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不出问题则
已,一但出了问题,它的效益全完了不说,后患无穷。

  □ 你们那时这可算是孤立的少数。但那四百多位呢? 总不能说他们的签字同
意没有一点道理吧? 

  ▲ 我听了很多参加论证的的水利部门专家的讲话,第一,觉得他们是站在本
部门本单位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更广的视野来考虑问题的; 第二是过分
强调三峡工程的优点,而把一些难题淡化,甚至忽略不计。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工程,
这不是科学态度。中国建国以来,垮坝的事件出了好多次了。我是河南人,“75·
8”事件(板桥垮坝事件),一个6亿立方米的小坝垮掉就是几十万人葬身鱼腹,教训
太大了。三峡工程多少? 220亿立米!要出了问题,那就不是几十万人的问题了。
再一点就是感觉三峡工程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从流域开发的模式来说,虽没有
一定之规,但世界上的大河工程,多是先上后下,先支后干。比如苏联的勒拿河、
鄂毕河,美国的田纳西河、科罗拉多河,都是。所以我提出“先上后下,先支后干,
择优而上”的原则。 

  □ 但不管怎么说,花上几百亿,造一座破世界记录的上千万千瓦的电站,外
加防洪航运效益,确实极具诱惑力。

  ▲ 三峡工程论证时把很多问题缩小了。比如投资估算,从初期的200多亿、
360亿,到89年的570亿、92年的750亿和94年的960亿……谁也说不准是多少。当然
物价有变动,可是基建费远远超过了当初的估算,而且还有很多费用没有计入工程
估算。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现在国务院提倡对口支援,一个省支援一个县,还有
很多大企业去支援库区贫困县等。云南玉溪烟厂支援万县,几千万元投进去了; 浙
江的娃哈哈集团,也投进了上千万; 上海支援,北京支援……这些都没有打入总预
算中。我认为对一个工程如此特殊对待,与别人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三峡工
程和别的水电工程投入产出就没有可比性了。把别家的算得很全,自己的算得很小,
很多支出又不打在里边,科学性就很差了。

  □ 但光看这几个钱,胸怀是不是不够宽广? 作为“站起来的中国人的象征”,
从孙中山到毛、邓,都希望这几个第一能够实现。

  ▲ 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感觉,三峡是个政治工程而不是经济工程,所以
有些话就不大好说。如果作一个政治工程,作为国家需要,振奋民族精神,鼓足干
劲等等,那另当别论。但具体问题,如刚才说过的,是回避不了的。当时有一种议
论,说是我们已经等了30年,耽误了30年了; 甚至说耽误了70年了。我觉得这话很
不科学,30多年前中国没有那么大国力,也承受不了; 70年前兵荒马乱,更谈不上。
就是到现在,技术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话这么说,是不是有一种以势压人的
意思? 

  □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据我最近两年的调查,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左右。但还是有人讲真话,科学家、工程师们……

  ▲ 在国务院最后一次召开的三峡论证会上,我有三个发言。作为一名科学工
作者,我要讲自己认为应当讲的话,不可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能怕冒风险。在科学
问题上,如果加进其他考虑而不再实事求是,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也对不起自己的
良心。这几次讲话,招来了不少帽子,主要是李伯宁。他在中南海点了我的名字,
不止我一个,还有一大堆人。

  □ 李本人是专家么? 这类点名是不是在论证会上? 

  ▲ 其实论证会,后来我才知道,都是有目的、精心安排的。1990年7月国务院
开的那次,在会下,就有好几位做我的工作,希望我签字投赞成票。我知道,从水
利部门讲,葛洲坝工程结束后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加上十几万家属,有一个去向安
排的问题,建三峡工程他们有很多设施可以利用,以安定生活。从这方面讲我也很
同情他们,希望他们有好日子过。但从全国来讲,这几万人十几万人毕竟是个小数,
所以不能以此为出发点,去论证那些大话的正确性。我决定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并且按照规定报名大会发言。
  我是7月6号报名的,稿子也早就交出去了,却给安排在7月11号。为什么? 我
估计这里边有名堂——后来我才知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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