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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四方中属东，因此，写春别选择了长安东路上的景物；秋在四方中属西，
故写秋别选择了长安西道上的景物。唐代离开长安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出
东门（包括通化、春明、延兴三门）踏上青门大路，经浐桥到灞桥折柳送别，
然后再分赴不同方向的水路和陆路。此路可直往潼关、洛阳，乃至河北、山
东、扬州。或经灞桥折向东南过终南山、商山、武关，可到襄阳、江西、江
东以及湖湘；或经青门折向北方去同州、太原等地。走出东门这条大路的大
约以落拓归乡和失意的迁谪者为多，故上片写得缠绵而细腻，所取意象多细
小轻倩，如“箫声”、“秦娥”、“月色”、“柳色”（柳者，留也。《雍
录》有云：“汉世凡东出函、潼，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相送”）
等。描写出在朦胧的月色中“秦娥”被凄切箫声唤醒，她望着清冷的月色，
想起在灞桥折柳送别的情景。
离开长安的另一个方向是出西门（包括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开
远门是长安城西面的最北之门，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据《南部新书》
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戒人不为万
里之行。”这条路经过咸阳、乾县、河西走廊、敦煌，西去阳关到西域（也
可西至凤翔出子午谷到东、西川）。这条道路在初、盛唐时期往往是士人去
国远征、建功立业的道路。下片的“乐游原上清秋节”，是从长安城中平民
最乐于去游玩的乐游原写起（乐游原在长安城东南），它地势最高，可以俯
瞰长安全城。立于原上也可以看到从长安西去、绵绵不绝的咸阳古道。古往
今来，这条道路给多少征人带来多少瑰丽的幻想和激起多少人进取的渴望。
可是冷酷的现实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丧身绝域者远比侥幸立功而还者要多
得多。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写的是这个意思。丧生者已矣，永远断绝
了消息。因此，下片写秋别乃是征人壮士的生离死别，所取意象亦多悲壮、
雄阔。如“咸阳古道”、“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些不仅写出了道
路阻隔、音容邈渺以及帝业终虚给人们带来的悲哀，而且也包含了对建功立
业的否定，有劝导征人不要西去之意。
上下两片所写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却各有代表性，又在“别离”这一点
上统一起来。它们都深切感人，属于“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一类，故可合而
为一，作为一曲的上下两片，在离别的宴会上演唱，以唤取更多征人的共鸣。
不敢用比兴的宋诗
毛泽东在给陈毅论诗的信中说：“宋人多数不懂得诗是用形象思维的，
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他指的“形象思维”是“比兴两法”。
宋诗少比兴这一特点在宋代就已被人们认识到。《古今诗话》中有一段
话：“自古工诗，未尝无兴也。睹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
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他认为“兴”近于讪谤，诗人为了免
祸，所以不敢轻易使用。因为“比兴”不同于直接铺述的赋，它是言此意彼
的，很容易被歪曲者穿凿。唐代文网较疏，因之，使宋代诗论家无限向往。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
无隐避。”并例举了许多杜甫、白居易等人讽刺时事的作品，如《兵车行》
《长恨歌》等。后指出：“今之诗人不敢尔。”宋代封建专制主义比唐代要
严酷，自神宗以后，诗人因诗得罪者颇多，特别是鼓励告讦，也就是“打小
报告”。如陆佃所说：“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宋史·陆
佃传》）因此，使诗人在写作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宋代几个著名的诗案中都有根据诗中比兴以罗织诗人罪名的。北宋“乌
台诗案”御史弹劾苏轼，说他攻击新法，诽谤新进，苏轼因而下狱。当时宰
相王珪竟捃摭苏之《双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对
神宗皇帝说：“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
何？”此话意为您是当今皇帝，苏轼不向您表达忠心，而要向地下之“蛰龙”
求其知遇，这不是要背叛陛下吗？真是个大得可怕的罪名，幸亏神宗还算明
白，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比苏轼案略晚
一些，蔡确被贬后写了《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其中被人们指摘最厉害的，
也是其中运用比兴手法写出的诗句。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因《落梅》诗：“东
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被人笺注，认为是针对权臣史弥远的，
因此，被免官斥逐。临安著名书商陈起，因诗中有“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
杨柳相公桥”，被解释为揭发史弥远“废济王，立理宗”，幸有丞相搭救，
免死被刺配流放。因此一度下诏禁止士大夫作诗，有的诗人甚至改行填词（如
孙花翁等）。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教训，自然会引起诗人的警惕，他们拿起
笔写诗时，不能不谨慎对待，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引起疑似之论的比兴，这虽
然不是宋诗中少比兴的唯一原因，但也是原因之一。
冤冤相报何时了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出任湖州刺史。到任后的地方大吏照例都要
给皇帝写表称谢，以感激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并表达自己不会辜负重托的决
心。实际上，这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不料此年六月廿七日
专门负责监察的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皇帝，指摘苏轼谢表的两句话：“愚不
识时，难以追陪先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我秉
性愚昧不识时务，很难在朝帮助先进分子推行新法；然而我年已老，倒是不
愿过多地搞些苛政，因此适合做地方官吏。如果仔细推敲这两句话是不免有
点情绪，对于政治现实有些不满。何正臣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已经上纲太高，而且再联系苏过去所写的一系列诗文，说他“为恶不悛，怙
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未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何的上
书把所有的问题都扯到新法，因为神宗皇帝支持新法。于是苏轼就被打成不
忠于朝廷的逆臣。上书中说苏轼“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
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这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的捣乱分子了。七
月二日，那个专门好起疑似之狱，在处理案件时以“株连考竞”闻名的御史
舒亶也上书用最激烈的言词指责苏轼犯了“大不恭”之罪。说他“包藏祸心，
怨望圣上，讪■（dú）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
舆”。意为苏轼怨恨当今皇帝，他往往借攻击在朝的大臣，实际上是在指责、
诽谤、谩骂皇帝。所以舒亶他“不胜忠愤恳切之至”，力主将苏轼处死，说
苏“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于是，把苏轼从湖州刺史任上捉到京城，关在
御史台的狱中。御史台俗称“乌台”，此案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案诗案”。
此案档案在北宋灭亡时被人带到南宋，朋九万编纂了《乌台诗案》一书，清
张■又写了《眉山诗案广证》，使得我们得知此案审讯的全过程。在审讯中，
对苏轼所著诗文无限上纲，最后都归结到反对“新法”上来，可见此案实际
上是新党党人藉苏轼的一些反映现实阴暗面的诗文，以打击旧党党人，使他
们对新党的一切举措都不敢有丝毫的不满。舒亶他们是要把苏轼置之于死
地。由于旧党中一些正直人士的援救，上皇太后病笃嘱咐神宗皇帝“不可冤
滥，致伤中和”以及新党中的章惇惇（他和苏轼私谊较好）、王安礼（王安
石弟）等在皇帝面前说情，苏轼被关押了一百余天后，于本年十二月廿九日
降官，责受检校尚书水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身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实际上是个罪官的身分。大年初一这一天，苏轼带着他的儿子出京。那些承
受了苏轼“讥讽文字”的人们也分别受到了降官或罚钱的处分。这桩案子到
此了结。
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英年早逝，
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由于他年龄太小，太皇太后高氏（神宗皇帝之母）
一同听政。不久，她以母改子之新政，陆续召回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
苏轼等，由司马光执政。他将新法一件件废除，造成了基本上是旧党垄断朝
政的局面。此时又发了一件针对新党党人的文字狱，叫“车盖亭诗案”。
前面说过，苏轼因诗文得罪，许多“罪名”是被罗织而成的，此案虽然
由何正臣、舒亶、李定等御史台的官员出面检举指控，但有新旧党争的深刻
背景，人们认为其后台就是御史中丞蔡确。蔡属于新党，元祐时期旧党执政，
蔡确因其弟蔡硕贪赃被贬至安州，这显然是旧党的回敬。对于这些蔡心中明
白，在安州夏日游当地名胜车盖亭，蔡赋十绝句，其中有些牢骚也属必然。
其仇家吴处厚因个人恩怨对这十首诗一一加以笺注，其所运用穿凿附会、生
拉硬扯、陷人于罪的手法与当时新党对待苏轼的方法大略相同。我们不妨据
《尧山堂外纪》所记蔡事与苏轼“乌台诗案”作一点比较。《外纪》言：五
篇（指十绝中的五篇）涉讥讽，如“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
以讥谗谮之人；“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讥新进用事之人；
“睡起莞尔成独笑”，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确笑何事？“矫矫名臣郝甑山，
忠言直节上元间。”按：郝处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逊位天后，处俊上疏谏，
此事正在上元三年，今皇太后垂帘，遵用章献明肃故事，确指武后以比太后。
“沉沉沧海会扬尘”，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