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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延长在人口转变理论上显示的意义是：家庭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夭折率降低，营养摄取来源充分，医疗条件良好，家庭及社会劳动力的需求转变和家庭社会价值的转变。这种趋势始终呈现稳定的发展状况，至1997年出生率为1507％，死亡率为559％，人口增加率为987％。65岁以上人口占805％，平均寿命男性是7191岁，女性是7779岁。
就职业流动而言，1951年农业人口占5669％，工业占1632％。这种情形在1980年以后出现明显转变。1970～1981年间台湾农业人口由3514％降为1884％，工业人口呈现小幅上升由2991％而为4239％，服务业由3495％增为3887％，呈快速成长现象。同样现象表现在同一时期（1961～1983年）的就业人口数的转变：1961～1983年间就业总人数由3525万人增为707万人，呈递增的趋势，其平均成长率在第一阶段（1961～1971年）为315％，而第二阶段（1972～1983年）为310％。农业的就业人数则呈递减的趋势，第一阶段其平均成长率为…056％，呈小幅递减，而第二阶段则以每年…248％加速减少。工业及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皆以较就业总人数为高的成长率增加。在第一阶段工业就业人数的平均成长率为683％，较服务业之542％高出141％。至第二阶段工则以548％较服务业之438％高出11％，但其差距有缩小现象。
综上所述，在1961～1989年总就业所增加的人数及农业部门所移出的就业人数，皆由工业和服务业两部门所吸收，尤其上述第二阶段（1972～1983年）服务业吸收的人数相对增加。此种现象显示出1960年代以后台湾的就业结构走向工业结构，而且自1980年代后半期以来，服务业人口快速增加，及至1995年首次超过50％，正说明台湾正快速形成后工业社会。陈瑞贵，同前引书。
在就业人口的性别比重上，女性由1951年183％提高到1978年的297％，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人数比率亦有明显的转变：1978～1978年女性在一级产业（农业）由4781％降为1241％，二级产业（工业）由1863％增为4198％，三级产业由3356％增为4474％。若以职业类别而言，同期最大的增加率是监督及佐理人员由701％增加至1867％。其次为生产作业员由1888％增为3673％。妇女的大幅就业及监督与佐理人员所占比率的提高显示：台湾女性地位趋于平等，两性价值观改变，社会流动频仍，成就标准取向增强，女性教育水准提高及其在社会与家庭角色地位的提升。
就教育普及而言，1951年小学以下教育程度占9027％，1985年为492％，1993年则为3817％，而同期大专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33％、899％及1313％。高等教育的在学率则由1976年的1570％升至1985年2315％，1997年则达5106％。每万人口中研究人数则由1981年的86％人成长至1996年的334％人，增加4倍。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准的提高显示出文盲率的降低和高学历化社会的形成，这有助于政策的推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高科技的引入、生活素质的改良、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和产业的升级。尤其现阶段台湾大专学生人数所占人口比率虽低于美、日，但仍高于英、法，实有助于未来加速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谢雨生，同前引文，第154～195页。
第五部分“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2）
就都市化而言，1952年台湾10万以上人口的都市只有8个，1980年达17个，高雄市及台北市已成为百万人以上的都会区，此外台湾在1960年只有53％集中在都市，1982年有75％，至1985年为786％。台湾都市化更产生郊区化的现象，工业化及经济发展产生都市社区和郊区住宅化的现象。都市化和多中心化社区的形成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区生活的享受，但也产生公共卫生和人际疏离等社会问题。同上引文。
就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质与量而言：穿衣方面，1952年平均每人衣着支出为67美元，1979年为3785美元。居住方面，1952年每人生活用电平均每月23度，1985年为47度。用电普及率由1952年的290％增至1978年的976％。平均每人居住坪数1965年为21（69m2），1979年为65坪（2145m2），至1985年为61坪（183m2）。交通方面，1971年机车为826万辆，但1980年代以后快速成长，1981年为4593万辆，至1996年达9284万辆。汽车的拥有量1951年每千人1辆，但1988年每千人为105辆，1997年更达244辆。休闲娱乐方面，订阅书报杂志份数1952年为374份，1979年为1413份，1985年为2073份。1952年电视机尚未问世，1985年每百户有931户拥有彩色电视，同年每月平均休闲时间为2149小时。1980年台湾地区出国人数每千人次为485人次，1987年则达1058人次，至1997年更达61620人次。此等比率正在加速提高中。
从以上各项产业经济和社会结构指标可见，台湾过去半个世纪在力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民的生活素质和基本需求的满足情况均产生相同趋势的提升。吴乃德：《台湾阶级流动的差异及原因——槟榔和拖鞋西装和皮鞋》，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权力逐渐由经济权力所决定
台北都会区消费社会的扩张期出现在1980年代的后期，消费能力伴随经济发展的成长，投入较前期更为昂贵的消费场域，最具指针意义的是在境外旅游及家用汽车方面。资料显示，台湾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的成长出现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这里，台湾当局保护政策的转变，开放观光特别是对中国大陆，减低汽车进口税，外币开放交易等，不仅意味着经济也是消费社会的国际化，也显示出政府的主导性力量。陈光兴与InterAsiaCulturalStudies：Movements共同主编《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2001。
80年代末期的解严与解除报禁，另类媒体大量出现；同时，上述主导性的民间消费力量多多少少也决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走向与形式。在消费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机构就是KTV运动的快速形成，以跨阶级、性别、年龄、族群的姿态，特别是在都会区快速扩散。台北市在1987～1990年期间出现了770家KTV，到了夜晚，整个城市几乎被KTV所覆盖，KTV所呈现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空间弥补所谓集体消费的不足，它同时广泛地为群众运动与聚集所使用，政治人物也必须补习熟练歌曲来接近民众，对诸多歌王歌后而言，KTV成为他／她们自我培养另类自尊（selfempowerment）的重要场域。庄淳雅、魏棻卿、林美姿，同前引文，2002年10月号。
90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也遭遇到所谓国际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冲击。在此时期，信息经济结构快速搭建，表现在卫星有线电视的快速扩张，所谓三台垄断彻底打破；网际网络及大哥大在90年代后期快速狂飙，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
因此，在此时期对于媒体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能否接合到其运作逻辑中，成为社会权力的核心问题。在此消费社会深化时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主导台湾社会的力量已由国家掌控的政治逻辑向经济发展主义逻辑过渡，从大量资本家进入国家体制可见政商共治的政经体制，这是否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社会权力将完全由经济权力所决定，仍然有待观察。总体来说，台湾地区消费社会的形成不是突如其来、更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的延续与扩张，在其逐步扩大的变动过程中与政府、民间、媒体、资本、市场等既存历史空间相互形塑，在动态过程中决定了它的内容与形式。庄淳雅、魏棻卿、林美姿，同前引文，2002年10月号。
第五部分影响中产阶层的大众文化与传播（1）
自1970年代起，台湾的经济即快速成长。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家庭支出在娱乐文化部分在70年代中期至1980年是至今最为快速的时段，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最具代表意义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市开始在台北都会的出现。资料显示，台湾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是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成长的时期；90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台湾民众的消费行为过程已无形中形成了点、线、面地毯式的变动。换言之，由1970～2004年间，民众消费形态不仅是在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大众心理或社会整体认知上有了改变，它更直接冲击既有的文化系统，也间接地挑战了台湾民众长期的价值观念。在一连串的经济发展计划的施行过程中，台湾在经济发展上获致明显的成就，而且也促成其产业结构的转变，逐步脱离传统农业社会而迈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陈光兴与InterAsiaCulturalStudies：Movements共同主编，同前引书，2001。
大众文化（massculture），顾名思义即大众传播媒介所呈现的一切文化产品或讯息内容，或有学者称之为“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highculture）或“精英文化”（eliteculture）不同，与“民俗文化”（folkculture）也有差异。简言之，大众文化是介于高级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形式。但是它对中产阶层兴起却有相当大的影响，理由有以下几点：
1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具备了消费大众文化的基本要因，即有知识、有钱、有能力去接触大众文化，提供了大众文化生根、茁壮成长的市场。
2教育的普遍：推行义务教育，文盲大量减少，民众知识水准普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