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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的调查，这134万户收入最低的家庭，2001年的平均可支配所得（扣除利息和社会保险支出后的所得）只有279万元，比2000年315万元下跌11％。不但收入减少，而且入不敷出，消费和可支配所得的比率是1016％，意思是说，每100元可支配的所得必须面对1016元的消费支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变穷了。有钱人就算面对2001年经济负成长218％，所得还是继续逆势成长。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家庭，2001年可支配所得从1748万元增长到1785万元，也是唯一所得增长的一群。就在两万名劳工顶着37℃的大太阳，走上街头抗议健保涨价的同一天，敦化南路上，一家英国精品店玻璃门上悄悄贴了张三折起价的海报，里头挤得满满的都是装扮入时的少妇。陈雅慧：《台中产阶级的新贫恐慌》，《华夏经纬网——海峡两岸》2003年2月21日。
2“中产阶层吓倒了”
一双双打折后还要500元以上的鞋子、上万元的包包，堆得满坑满谷，像是夜市拍卖的摊子。平日优雅的店员面对川流不息的顾客，语气透着些许不耐烦。两个对比的画面，反映出台湾面对的一个警讯——“贫富差距扩大”。2001年，台湾收入最高的前20％家庭，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差距近64倍，金额将近151万元。“这样的差距让中产阶层吓倒了！”台湾大学“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说。在贫者愈贫的恐慌气氛中，衣食无虞的广大中产阶层也被感染，担心未来会变成新贫族。几位“国立”大学的青壮年教授都不约而同担心，等到我退休时，一定领不到公务员的月退俸，只能靠自己。同上引文。
事实上，引起这阵“新贫恐慌”的是个人的相对被剥削感。撇开家户的统计，“主计处”只针对所得个人的分析显示，个人的所得差距也在急速扩张中。把全台湾的所得者更深入细切成十等分，所得最高前十分之一人的收入，是所得最低十分之一人的收入的613倍。这个数字同样也刷新纪录。贫富差距在一年之间急速拉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收入最低的一群人，在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被残酷地淘汰了。中间的中产阶层则是慢慢变穷，只有最有钱的人不怕不景气，有本事钱滚钱不断增长，也让他们的财富占所有人财富的比例愈来愈大。所得最低十分之一的全部所得，在1976年还占所有人所得的16％，到2001年只剩下05％。收入最高前十分之一人的所得加总，占总所得比率则从1976年的259％，悄悄升到287％。这表明台湾所有的财富，大约有1/3都进了这十分之一有钱人的口袋。
3靠电子业苦撑的经济
有钱人也因为资金雄厚，加上掌握了最多的信息和管道，在投资的世界立于优势。花旗银行分行暨投资业务负责人管国林举例，虽然2001年的投资环境很不好，但市场上还是有很安全、收益达4％~5％的债券可投资。但要购买这样的债券，每笔交易金额至少要两万美元，不是一般人都有能力投资的。
所得分配快速失衡，有几个结构性的原因，台湾产业发展失衡是其中之一。过去十年，传统产业外移，剩下电子信息业独撑台湾的经济成长率。90年代，劳力密集的纺织、消费电子、玩具、塑料产业对GDP的贡献高达四成，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产业外移后，电子业接棒，到了2000年，过去劳力密集的制造业产值减少六成，雇用的人数也只剩下一半。这些传统产业失业的劳工却无法转向高科技产业。2002年8月底在世贸大楼举办热闹的电信展，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参观电信展览的人很少会往楼上走，楼上一间间的展示空间，正是台湾中小企业的对外橱窗。
4有钱人不缴税的警讯
2001年台湾失业率46％，平均每个月有45万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中将近一半是因为“场所歇业或业务紧缩”而失业。无业家庭在2000年就已经占总户数的13％，2001年又继续上扬，更让收入最低的穷人翻身困难。税赋结构的不公平，是所得失衡的第二个原因。
从全台湾所得者的所得来源分析，2001年只有543％的所得来自受雇人员的薪资报酬；产业主所得则占了159％。但是在综合所得税的来源上，受雇人员缴的税比率高达七成，产业主所占的比率仅53％。目前当局考虑免除的遗产税，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富人税。有钱人通过各种合法的避税管道，致使2001年台湾“财政部”只收到72亿遗产税和赠与税，不到总税收的1％。知识经济在台湾发展所带动的“数字鸿沟”、“知识鸿沟”，也在近几年成为拉大所得差距的帮凶。两年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就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知识经济的发展结果，造成赢者圈只集中在有限的人口，幷且拉大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距离。
第五部分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5）
5知识经济的警讯
根据“主计处”依2000年资料的推估，在高所得家庭中，18～23岁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59％，但是在低所得家庭中仅有37％。低收入的家庭也因为经济拮据，无力投资在让自己未来有可能晋升中产阶层的工具上。譬如家户所得最低的一级，家用计算机的普及率和最高收入家户相比是128％∶82％、上网比率是77％∶70％、订报比率163％∶601％、订阅期刊比率21％∶315％。庞大的中产阶层现在都被迫面对“新贫”状态的不安，尤其对未来更充满不确定的焦虑。“台湾省主计处”：《2000年主计处推估》；台北，wwwdgbasgovtw/mpasp等。
6新贫阶级兴起
社会底层收入最低的一群，每年可支配所得入不敷出，必须动用过去累积的储蓄。他们没有什么改变未来的能力和契机。2001年收入最低一级的家庭储蓄率是负的16％。中产阶层最害怕贫穷，但也慢慢地变穷。从“主计处”所得收入者十分位的统计中，第五级到第八级的中间所得者，过去25年来，所得占全台湾所得大饼的比例都微幅缩水2％。也因此，连收入稳定的军公教人员也很清楚，现有的福利制度一定不可能维持到未来。连最有钱的一群精英，那些适应力量强、最懂得如何竞争的赢家，在新贫的气氛笼罩下，也担心会被淘汰，跌出赢者圈。从收入最高者到中产阶层，都对新来的“贫穷”感到很不舒服。对自己未来的收入不乐观、对未来的生活环境不看好，是台湾“新贫”阶级的共同隐忧。也有人提醒，不应该只将“所得”和“财富”当成幸福的唯一指标。虽然过去多数台湾人眼里的价值只有“钱”，因此不择手段追逐财富，牺牲其他的价值。但当逐渐成为主流的新贫阶级，慢慢变成中产阶层的同义词时，这也会是未来2～3年大家最关心、也最担心的趋势。陈雅慧，同前引文；2003年2月21日。
第五部分“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1）
对社会阶层间的影响力根据相关统计，1952年，台湾地区的文盲高达总人口的42％，而1995年，文盲比率已降至6％。这样的转变应归功于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自1968年起，台湾当局即要求所有7～15岁的孩童都必须入学，至少接受九年国民教育。此一政策不但奠定教育普及的基础，同时也促成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该统计同时也指出：1950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尚不及80％，然而到了1975年，就学率已超过90％了。同时，高中高职毕业生的升学率，也由1940～1960年间的40％左右上升至1986年的85％；而学龄人口（6～21岁）的在学率则由1965年的68％提高至1986年的79％。教育使人知识提升，经济发展则创造新兴部门和职位，两者并行不悖，互为因果。“教育部终身学习网”：《迈向学习社会白皮书》，台北，2002。
台湾现代化的阶段与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现代化的工程，是从1949年的农经改革开始的。第一阶段的政策实施主要有三：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1951年的公地放领、及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其后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对发展台湾工业进行有系统的建设。以迄至1974年鉴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应对能源危机的发生，1976年开始施行六年经建计划，并从1980年开始实施十年经建计划，且自1982年同时推行“科技发展方案”，展开以信息工业为主的科技化主导策略。陈瑞贵：《国际论坛——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性的可能》，台北：南华大学学术期刊出版，1998年11月。
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
就结构功能论而言，任一社会部门的变迁必会带动其他部门的改变，使社会再趋于整合。从现代化的概念而言，变迁的过程会是全面的、整体的。从经济公平的角度而言，经济发展的硕果应普遍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即社会大众的福利应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台湾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不出此一理论架构。在人口组合、都市化、职业流动及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质量上表现出相同的趋向。
就人口组合而言，1951年以后的30年间，台湾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明显下降。1951年出生率高达4987％，死亡率为1157％，到1985年降为出生率1803％，死亡率481％，同期自然增加率由4168％降到1291％。死亡率的降低相对使台湾人口结构老化，高龄化人口比例增加。65岁以上人口同期由1951年的245％增至505％。同期预期寿命亦大幅延长，男性由5338岁而为7082岁，女性由5633岁而为7581岁，分别增加174岁、1948岁。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降低，老年人口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人口转变理论上显示的意义是：家庭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夭折率降低，营养摄取来源充分，医疗条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