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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多数调查对象社交活动的主要地点依然是在自己或朋友的家中，另外茶馆、酒吧、酒店、饭店等也是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其他地点进行社交活动的市民并不多。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能够较为明显地体现出阶级阶层的区隔和社交圈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本次调查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察。
居民主要的社交场所单位：％社交场所百分比社交场所百分比茶馆、酒吧、咖啡馆37朋友家或自己家中45酒店、饭店35工作地点16体育场馆11网上7会议场馆2其他13从个人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来看，多数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一般或者较强，很少有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社交能力很强或者不强。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除了与职业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以外，社交的影响力与其他人口的特征均有显著的相关性，与个人对自身的阶层认同也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具体数据见表4…5）。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交圈中较有影响力的调查对象通常也是收入和支出较高、学历较高以及自认为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相反，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交圈中缺乏影响力的调查对象则更多的是一些收入支出较少、学历较低、认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人。
由此看来，对社交影响力的自我评估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互相促进或者说互为因果的变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自己在社交圈中的活动就越是自信，社交能力越强；而社交能力越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自身的事业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的主要社交圈较多地由同学、同事构成，而较少由会员、“发烧友”、社区邻里、网友等构成。调查对象经常参加的社交活动主要是同学聚会和同事聚会，只有少数调查对象经常参加其他类型的社交活动。
对于社交活动带来的帮助，半数调查对象认为主要是了解信息和增进友谊，很少有人认为社交活动的目的是规划人生或者促进事业进步，也很少有人把社交活动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交换。这说明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社会交往的动机还是比较单纯的，或者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交换手段。
第三部分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2）
网络交往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讨论社会交往问题已经不能局限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因此本次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的网络交往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中有515％的人平时上网，其中529％的人在网上与人交往。在这529％的人中，有72％的人用QQ的方式与人交往，还分别有22％和21％的人通过聊天室和MSN的方式与人交往。像BBS、博客和个人主页这样的方式很少被人所采用，几乎完全没有市场。由此可见，网聊是调查对象在网上与人交往的最主要手段。当然，由于博客在当时还是一项没有广泛普及的网络技术，因此不排除使用比例上升的可能性。即使如此，网聊依然是最重要的网络交往手段之一。
调查还表明，在网络交往中，调查对象们的话题比较广泛，通常没有固定的主题，而且无话不谈（具体数据见表4…9）。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有目的的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活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一方面，网络社会交往的目的性更不明确，更不具有功利性；而另一方面，网络交往比面对面的社交活动更有私密性。相信这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虚拟交往特征有着很重要的关联。由于网络创造的是一个匿名的社交环境，网络上的信息通常因传播者特定身份的缺失而缺乏可信度，因此很少有人通过网络进行目的性和实用性很强的交往活动。但是，网络交往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由于交往的匿名性，人经常在扮演一个不同于生活“前台”也不同于生活“后台”的新角色，因此网友间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将自己的某些秘密拿出来与一个不相识的人所共享，从而起到休闲和发泄的作用，减轻个人的压力。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面对面的社交如果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前台，而个人的隐私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后台，那么网络交往就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中台”。在面对面的社交中，与同事、同学或者朋友不能谈的话题，可以与网友谈。所以，才有近三成的调查对象与网友无话不谈或者干脆讨论生活情感方面的问题。
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对网络交往的态度，尽管有超过60％的经常进行网络交往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交往是有价值的或很有价值的，但也有不少调查对象一边进行网络交往，一边认为网上与人交往没有价值或说不清有没有价值（具体数据见表4…10）。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一部分人尽管在认知层面仍然对网络这种交往形式的价值表示怀疑，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情感上或行动上的依赖感。
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除了学历以外，对网络交往价值的看法与人的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性（具体数据见表4…11）。这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接受网络交往这种交往方式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网络交往并没有成为阶层区隔的一种手段。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1）
根据第一章所述，本次调查的定量研究从客观指标入手，将调查对象划分成四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收入中产与非中产；消费中产与非中产；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本章将力图从这四对关系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中产阶层的社交情况与社会资本情况。另外，根据本项研究的需要，本书也把中产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了交叉分析，以便在主观指标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动。
从数据显示和深度访谈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交行为确实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下四个方面：
数量可观的社会圈与社会资本
各类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都比相应的非中产（主要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要多一些，这与上文所讨论的两者的相关性关系是一致的。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量越大，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也就相应较多。
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多与其学业和职业发展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职业的性质，频繁与客户打交道是中产的特点，而这些客户常常会构成中产的社交圈。武汉的访谈对象W12在接受访谈时说：“跟客户有的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会成为朋友，特别是对方的兴趣爱好跟自己相似的时候。”由于有较长和较复杂的求学经历，因此各类同学扩展了中产的社交圈。有许多中产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社交圈比较多是正常的，因为读了那么多年书，光同学可能就有四五个圈子。北京的访谈对象B5则是靠进一步深造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由于在北影读在职研究生，因此她结交了许多新同学，并被带入他们的圈子，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帮助。她说：“在我帮助朋友们的同时，朋友们也会常常帮助我。他们会帮我约稿，帮我干这个那个的杂事，甚至会帮我买自行车。”另外，由于中产的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竞争压力，因此许多中产不得不借助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来赢得竞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中产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上海的访谈对象S8在接受访谈时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营企业做了7年技术工作，3年销售工作。1993年辞职去广东，做销售经理兼法律顾问。1996～1999年，回淮南做了3年代理商，卖油漆，做得不错。1999年到合肥经商时安徽省司法厅招律师，我就考上了。后来以安徽事务所的名义到了上海。” 他说，外地律师来上海很不容易生存，他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接的大都是朋友的案子”。由于以前经商时的朋友很多，使他很快在上海某律师事务所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还经常陪这些老总们打球，他认为这样的社交“收获最多”。
在本次访谈仔细研究的某一个案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交圈是如何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展变化，并且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地位本身的。南京的自由职业者N6，原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工人，其社交圈仅限于她自己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这些朋友没有钱，也没有高学历，几乎都是青工，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后来，她的丈夫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家庭变得非常富有，其社交圈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她觉得原有社交圈中的很多人让她看着不顺眼了——她认为他们变得很“庸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于是就基本上断了来往。后来随着陪同丈夫的应酬多了，认识了许多生意人的太太，于是就经常与这些人一起玩。玩熟了以后，这些太太们又分别把她介绍给自己的社交圈，于是她就认识了一些名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和媒体的记者。现在她起码有了八个以上的社交圈，而且这些朋友不是很有钱就是很有社会地位。有了这些朋友，在外人看来，她作为中产阶层一员的身份就被确定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在一个国营企业干过几年体力活，完全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电话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在所有中产阶层中，消费非中产与消费中产之间在社交圈数量上的差距最大，而职业中产与职业非中产之间的差距最小（具体数据见表4…12）。这说明两点：其一，社交行为与人的消费行为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二，消费中产——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