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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第121页。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他的研究被学界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界所忽视。
布迪厄将资本划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2页。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描述体现在上述这段话中的两个关键词上：一是网络；二是体制化。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网络，他指出：“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布迪厄，同前引书，第202页。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必须被转化成体制性的关系，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资本。因此，他又说，人们在生产社会资本时，要把诸如邻里、工作和亲属等客观存在的关系“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如感激的心情、尊敬、友谊等等）的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利）关系”。布迪厄，同前引书，第203页。
在确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后，布迪厄重点研究了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转换。他认为一切的资本都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也最终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但这一转化过程并不简单。因为，社会资本有自身独特的动力机制。正如布劳区分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区别，布迪厄也区分了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同。尽管社会资本最终有可能以经济资本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它的运作方式与经济交换不同。后者明确规定了交换的权利与义务，而前者则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科尔曼的研究显然是社会资本研究上的另一个里程碑。科尔曼坚信，社会资本产生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51页。在综合了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在社会资本方面的相关研究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詹姆斯·S科尔曼，同上引书，第354页。符合这一定义的实体有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和社会规范等三种不同的形式。科尔曼认为，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与其他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产生并不总是有目的的。“在一般情况下，社会资本是人们因别的目的从事活动的副产品。”只有在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投资的直接产物，这些行动者期望取得投资效果”。詹姆斯·S科尔曼，同上引书，第366页。
科尔曼的理论被看作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导性解释模型。普特南在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上较为认同科尔曼的观点，并且对这一概念又作了自己的发挥。他认为社会资本意味着社会组织的特征，甚至是一种公民精神的体现。建立在科尔曼的基础上，普特南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与意义。他认为，社会资本会在各个方面影响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发展。普特南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罗伯特·D 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167～168页。“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罗伯特·D 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同上引书，第156、160页。在普特南看来，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他认为当前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不断下降，人们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威胁到了社会的自由与繁荣。普特南的观点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在这场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的推动下，社会资本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学课题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广泛兴趣。自此，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重大课题一起被看作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关于社会资本到底是什么的争议越来越多。大家普遍认为，科尔曼和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过于宽泛，所以各自提出了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比如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有人认为社会资本是网络社会结构，还有人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研讨会论文（29），2003年11月14日，第2～3页。而波茨干脆就把三者全面地结合在一起，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所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所包含的一种资产。”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83页。
在从事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阵营中，林南和边燕杰主张社会资本可以用社会网络即人的非正式组织关系这个指标来加以测量。在1999年一次中国五城市社会网络的调查中，边燕杰采用这个指标进行了社会资本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阶级阶层地位优势，将转化成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经有了这种优势，它将给社会资本拥有者产生主客观的效应。客观上，社会资本将带来收入回报；主观上，社会资本将提高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边燕杰，同前引文，第13页。这种观点是否能概括社会资本的全部内涵还有待探讨，起码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它确实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因此本章所采用的社会资本概念倾向于采用林南与边燕杰的定义。
当然，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也并不都是分歧，学者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是获得了不少共识。首先，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建立于社会网络结构基础之上的。其次，他们认为社会网络结构越大，或者该社会网络结构所能调动的资源越多，社会资本的量就越大。正是基于这些共同点，本章将从两个不同社会网络结构——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中产阶层阶层区隔与社会资本的问题。在现实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资本问题被转化成以下几个指标加以测量：一是社交圈的数量，该指标用以分析社会网络规模的多少与阶级地位的关系；二是社交的对象、方式、场所及其品位，该指标用以分析社会网络的质量与阶级地位的关系；三是社交圈中的影响力，该指标用以分析个人社会资本的多少与社交能力的关系；四是社交的目的，该指标用以分析在生产社会资本的目的性方面存在的阶层差别。在虚拟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所要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网络社会关系是否与现实中的社会地位也呈现正相关关系，网络上的社会关系是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网络交往行为的差异是否也构成中产阶层阶层特性的一个方面。
第三部分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1）
由于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比例还相当小（几次调查的结果均为城市居民的10％左右），因此即使在大城市中，要了解中产阶层社会交往活动，也必须先从了解市民的一般社交情况入手。通过电话调查，课题组对调查对象的社交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文将主要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与网络交往两个方面作一简单的阐述。
人际交往与社交圈
调查发现，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意识到自己有社交圈，但是数量很少超过3～4个。大多数调查对象（507％）只经常参加1～2个社交圈的活动，而只有17％的调查对象声称他们经常活动的社交圈多达8个以上，另外，有194％的调查对象声称自己不参加任何社交圈的经常性活动。也就是说，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总体上比较简单。
表4…1居民经常参加活动的社交圈数量单位：％ 没有1～2个3～4个5～8个8个以上总计 1945072404117100
透过社交圈的分析，本次调查主要想了解调查对象社会网络的规模是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结果发现，社交圈的数量与个人的家庭收入、支出和学历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与调查者个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交往范围（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往往社交范围越广，而社交范围越广，就越有可能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一结果与边燕杰教授1999年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多数调查对象社交活动的主要地点依然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