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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10月），第31～44页。而且，甚至是那些由于革命激情而从“和谐”观念转向“斗争”观念的中国人，对社会团体和冲突的严格社会经济的定义也感到不习惯。特别引起麻烦的是赋予城市工人阶级的那种拔高了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在现代中国早期只占总人口的很小比例。中国共产党人有时候也习惯于按照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联盟来分析国内和国际政治。他们也采纳了正式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立场，而且在1949年以后，他们给予产业工人以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如今，阶级分析是中国政治思维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尽管它常常与国家统一的要求和中国社会结构的现实相冲突。
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由社会主义新人所组成，并以集体所有制和组织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的太平盛世的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有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关于人和社会的乌托邦具有某种新奇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预见的是一个既普遍又现代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将最终在全世界出现，并将建立在后工业化经济的基础上。参见F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40～42页。因此，这一学说就把革命斗争扩展到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社会。中国人在接受了这一学说之后，便把他们的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涉及国际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苏联共产主义所表达的普遍主义虽然从未压倒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但它使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带上了一种与国际体制紧密相互联系的意义，这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所具有的特征。
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使得中共为中国的建设采取了更特殊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并不必然是国家的传统及其条件所要求的。正是在这一方面苏联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预言未来社会的精确性质；它只是指出任何一个现存社会都将通过社会主义阶段而导向共产主义理想，而新社会形式只有在革命之后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一旦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诞生，“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就变得具体了。如果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它怎么能够偏离被看作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经走过的道路？苏联模式对于中共精英分子之所以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俄国人能够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由于苏联看起来树立了如何走向最终目标的惟一榜样。当中共取得政权时，它只是断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诸如迅速工业化、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计划和行政管理以及农业集体化这样一些政策。简言之，它决定效仿苏联模式，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相当不同。见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75～76页。
因此，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苏联的影响很突出。将苏联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付诸实践，这就补充了中国人早年所接受的学说和组织的经典。俄国顾问、援助、计划、蓝图和教科书蜂拥而至；但中共自己过去的影响在这个制度中确实始终存在，并且最终变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和他们自己过去独特的本国经验相结合，这就导致对苏联模式的修正及此后对它的否定。见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特别是第13～15页、33～45页、239～242页。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减低到了更为微妙的程度，表明它仅仅从属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本国经验。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1）
中共历史经验是这里考察中国政治制度起源问题时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像前面的题目一样，这里的讨论将是有选择的，仅仅试图探寻一些明显地影响后来政治形态和态度的主要倾向，在简略地回顾党的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这将有助于以后的讨论）之后，有关1949年前的历史，见J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J奎勒马兹《中共党史1921—1949》，纽约，1972年；JP哈里森《夺权的长征，1917—1972》，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3年。我们将考察中共1921年到1949年间产生的政治作风及其某些要素。
第一次统一战线（1923—1927）
中共在其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便实现了与国民党的联盟，以加快结束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民族革命”。这项决定是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共，违背某些中国同志意愿的。它导致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对联盟的正式领导，同时仍保留独立的共产党员身份。这次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从1923年到1927年夏，国民党最终驱逐了共产党人，并撕毁了他们与苏联顾问的协议。见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
在这段与国民党合作并大力听从莫斯科指示的时期，中共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组变成有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它的壮大和组织工农的成功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它导致中国城市中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并开始了国民党反对北洋政府的北伐。党员人数从1925年5月的1000人发展到当年底的1万人和1927年4月的5。8万人。
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00～116页。工会和农会在同一时期迅速扩大，共产党在其发展和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努力克制这一浪潮中的激进倾向， 但国民党保守的领导人仍然越来越担忧这一联盟的方向问题。所作出的一种反应是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打击共产党人，这年夏天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及其组织基础的彻底镇压。这一时期以统一战线政策的彻底失败和对共产主义支持者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而告终。
苏维埃时期（1928—1934）
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使得中共成了一个破碎的非法政党。其中央委员会继续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其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轻易地阻止了这种努力。运动的真正焦点转向了农村，在那里，小股共产主义力量通过武装自卫和运动战术在相对孤立的地区存活了下来。这些力量渐渐壮大，并夺取了被叫做“苏维埃”的松散的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把分散在中南地区的一些苏维埃根据地正式联合了起来，当然其中还包括在西北省份陕西的一块根据地。引自前书第153～154页、165～166页、171～172页。苏维埃共和国的堡垒是中央苏区，包括江西省的许多县，共和国的首都即此，毛泽东是其政治领导人。在苏维埃时期，中共的事业和领土经常变动。在1933年的一段时期里，党员人数上升到高达30万人。JW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10页。然而，国民党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使它难以维持下去。1933年末，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的第五次“围剿”，次年，这场“围剿”迫使共产党人放弃他们的根据地，开始了向陕西的长征。
尽管苏维埃时期以军事失败而结束，但它给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它结束了党内就城市还是农村导向的问题而展开的严酷斗争，其结果有利于后者。在1931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党的中央机关开始从上海移至江西，这里包含了承认中共中央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意思。这场转变于1935年初正式实现，当时毛泽东这位农村革命战略的首要倡导者成了党的领导人。其次，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它从此成了中共生存和夺权斗争中的堡垒。当然，这场运动与它的军事力量几乎是不可分割的，红军力量和效力的主要职能便是扩大领土的控制范围。实际上，所有的中共党员都具有某种军事经验，而红军本身也全由党的组织和控制所渗透。有关红军的起源和早期状况，见SB格里菲斯《中国人民解放军》，纽约，1967年，第1～46页。最后，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升华在这些年月里也充分表现了出来，它主要强调依靠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那一类单位，它们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见《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这也是共产党政府工作经验的开端。在江西苏维埃，共产党人第一次有机会建立政府机关，实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这些做法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但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后来中共的统治方式有相当的影响。见IJ金《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大众动员政策和技术》，载AD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以及JR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3～51页。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2）
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1935—1945）
中国共产党人在向陕西长征的途中，与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已开始形成，以作为对日益增长的日本人对华威胁的一种反应。共产党的第一批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时其实力已大大削弱。尽管中共发出抵抗日本的号召已有多年，但只是在1935年以后，这一口号才获得了具体的政治意义。共产国际1935年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日本人再次进攻带来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中共转移到靠近华北的棘手地区，这一切都使得国共合作有可能实现。通向新联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双方都怀有很深的戒心和敌意，但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其基础亦已铺就。随着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二次统一战线变成了现实。见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48～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