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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一章开头注释中所引的资料。
对于共产国际在1927—1934年期间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控制的实际后果，仍然存有争议。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控制自然不如1921—1927年期间那样重要。苏联领导人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关注欧洲事务，而较少纠缠于自己国内对华政策的政治意义。南京国民党新政府的反共态度使苏联对中共的联络和支持更加困难。最严重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在政治和地理上实际存在的分散状况。1927年的事变打击了它在城市的力量。在此后慢慢复原的过程中，中共活动主要转向农村，转向中南地区分散的农村“苏维埃”，共产党游击队竭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和红军。这些农村苏维埃的领导人承认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正式权威，但生存的需要、地理分散导致的自主性和军事支持问题常常使他们与来自中央的指示不一致。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代表是毛泽东，他的观点与李立三和“回国学生”团体都不同。他与后者的分歧使他们处于争夺党的领导权的竞争地位。结果是竞争状态限制了共产国际控制中国局势的能力。共产国际认识到农村苏维埃及其武装力量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力量，便发出正式文件宣布承认其存在和大部分活动的合法性。同时，一俟那些忠诚的“回国学生”被安置于党中央，共产国际便难以使他们的正式权威与毛泽东主义派别相妥协。因此共产国际在“回国学生”与毛泽东的斗争中站在前者一边；而它在这样做时也就削弱了自己指导革命主要力量的号召力。
1934年底，国民党的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人撤离他们在江西的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他们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重新部署于西北的陕西省。这次长征开始不久，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功地向“回国学生”团体发出了挑战，成了中共的领导人物。有关细节，见《遵义会议决议》，英译文见《中国季刊》1969年10—12月号。此后莫斯科对中共事务便不再有多大的控制力。苏联对中共政策发号施令的情形以后也数度出现过，最关键的是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决定力促释放被囚的蒋介石，以及1950年中国人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然而，目前的证据表明，在这些事件中，中共按莫斯科希望的路线行事，不仅是由于俄国人的压力，也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独立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行动可最大地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关1935年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响应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见LP范斯莱克《朋友与敌人：中共历史中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5章；有关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见AS维亭《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麦克米兰公司1967年，第27～30、152～160页。简言之，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中共服从苏联共产主义指示时代的结束。
我们在此简略地讨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很久，苏联就已失去控制和规范中共领导人的力量。甚至在1935年前，像毛泽东这样的人至少是暂时地获得了按他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考虑从事实验的机会。1935年后，中共又经历了一次发展和扩充的时期。当然此次对运动的控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因此关于革命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决定均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4）
苏联模式
在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治的实现不仅需要苏联组织上的控制，而且要求中共接受苏联模式，把苏联共产党当作所有共产党中最先进和最权威的党，以及中共继续承认苏联经验和观点的首要地位。中共领导人在坚持他们的运动是独立的，必须按照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避免了公开表明与苏联观点的分歧，并仍对苏联作为一个模范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敬意。关于在这两个论题之间小心翼翼地作出平衡的问题，见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并见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有关1935年后用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见RF怀勒《毛泽东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与寻求中国理论》，斯坦福大学1980年。当然，中苏冲突最终导致中国人否定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要地位；但中共也推迟公开发表两党之间的分歧。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分歧始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但他们直到1963年才公开批评苏联领导人；迟至1963年2月，中国人才宣称，他们采取有意识的克制态度，没有完全公开双方的分歧。《人民日报》、《红旗》志编辑部文章《我们与苏共领导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版，第4～11页。1957年11月，在所承认的分歧发生近两年之后，毛泽东仍然称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杰出榜样”和“领袖”。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435～536页。
假如这种尊敬完全是礼仪性或字面上的（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如此），那么它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影响或许可以忽略。但在事实上，它也反映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真正的重要性。这一模式的影响在中共组织和有关自身政治作用的理论方面尤其突出。中国只存在两个有群众基础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而这两党基本组织结构和起源都可归于20年代指导它们发展的苏联顾问。见CM韦尔布尔等编《有关1918—1927年共产党、国民党和苏联顾问的文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79～205页。指导路线来自苏联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一个纪律严明的等级制组织，将组织的权力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小的精英集团。中共从这个列宁主义结构中吸取了一党专政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尽管与其他政党和阶级的合作在革命初期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革命政党必须最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政治权力的专断。而国民党在名义上虽然接受了孙中山建立宪制政府的目标，这将会限制其权力垄断，但在实际上它也坚持独立统治的体制。因此在现代中国，这两党的组织和体制都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组织模式的力量。
而且，苏联对共产主义中国制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共自身的组织。它还表现在1949年以后产生的国家结构和行政实践中，出现于“转换带”结构和非党组织（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妇女组织）的职能中，以及中共对所有其他机构的内在指导关系之中。这不是说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体制化是俄国经验的直接或永久的翻版，例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一些条款与苏联宪法不同。见FW霍恩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新宪法》一文中的分析，载《西方政治季刊》第8卷第2期（1955年6月），第199～233页；HA斯台纳《共产主义中国的宪法》，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49卷第1期（1955年3月），第1～21页。而只是指出在苏维埃俄国挖掘出来的组织模式是中共建立组织的首要榜样。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5）
意识形态影响
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一方面，其基本意识形态的起源是西方的，并且大多通过苏维埃俄国而传入中国。中共早期领导人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责任，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和反帝国主义的论点对他们具有吸引力；但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接受了俄国人在解释这一学说和规定其操作含义方面的权威性。一直到50年代后期，中国人仍不愿意向这种权威性发出挑战，这也限制了中国人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上又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与莫斯科的分离，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一段长时期的革命实践，这使得中共能够检验和吸收这一学说，并在某些情况下把它“中国化”，本书第四章将
更详细地描述这一过程。其结果是，这一学说带上了某种中国特色，以致接受这一学说乃出于它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应用和修正，而不仅仅出于俄国人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如果作出结论说，中国共产主义要么是本国的创造性的产物，要么就是一种外国学说在中国的应用，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大部分分析集中于毛泽东主义的特定例子（见本书第一章开头注释所引的资料），但这一学说已不再完全等同于毛泽东的著作。它实际上是两者的混合；其起源是外国的，但中国人在进行了长时的处理之后，以充分的独立性使之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一观点表明，我们承认苏联共产主义确实替中国政治引进了重要的新概念，但我们并不就此而断定中国共产党人严格地、并且永远地看重所有这些新概念。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所导向的它自己特别强调的某些领域，在此只简略地指出几个伴随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的最有影响的观念。这后一部分中的重要观念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以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尽管像李大钊这样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乐于接纳阶级斗争观念，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阶级冲突的核心观念对于中国同志一般来说仍是个外来的观念，而且必须学会接受它见梅斯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46页，甚至在李大钊对阶级斗争的热情之中也相当缺乏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其中一部分障碍在于中国人有强调社会和谐、节制社会冲突的政治传统。见AF莱特《斗争与和谐：现代中国相互竞争着的价值符号》，载《世界政治》第6卷第1期（1953年10月），第31～44页。而且，甚至是那些由于革命激情而从“和谐”观念转向“斗争”观念的中国人，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