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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这些观点在当时无疑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这年9月，李鸿章出访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等报记者提问时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42。
梁启超在工作
事实并不像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李鸿章所说，报纸不讲真话并不是编辑的原因，相反，编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机会。正是朝廷对言论的钳制，动辄得咎，才使中国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随便举两个例子：
1891年冬天，邝其照创办于1886年6月的《广报》仅仅因为发表某大员被参的新闻，就触怒当道，被两广总督李翰章以“辨言乱政……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的罪名下令封闭，同时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广报》在广州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迁至沙面租界，由英商出面做发行人，将报名改为《中西日报》，实际上已不再是昔日的《广报》了。
1892年5月21日，清廷发布命令，查禁排外刊物。
在这样的禁令下，新型的报刊要想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确实困难重重，《时务报》之所以风靡一时，无非是因为说出了无数人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开了风气，正如包天笑回忆，“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189。
［记事］
1月12日，《强学报》（五日刊）在上海创刊，康有为弟子徐勤等主编，出了2期后被迫停刊。
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禁，出版了18期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只存在了35天，从《万国公报》算起也不过154天。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笔底波澜
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
《时务报》进入第二个年头，尽管汪康年和梁启超之间已出现裂痕，但它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过去。这年春天，浙江、湖南等地巡抚纷纷行文全省，称誉《时务报》“议论切要”、“议论极为明通”，要求下属官府、各书院公款订阅。一份倡导改革的刊物如此受到欢迎，这是前所未有的。
康有为显然不满足他所不能掌握的《时务报》，因此又另办了一份《知新报》，先是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经理是康的弟弟、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主笔是徐勤等，梁启超也曾参与撰稿。从创刊号起连载了三期的《知新报缘起》中申明“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
康有为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创刊号
因为《知新报》处的葡萄牙治下的澳门，所以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载《时务报》所不敢载，与上海的《时务报》遥相呼应。用不了多久就触怒了清廷，6月18日发布的“上谕”就是要求与葡澳当局协商对《知新报》的言论进行干涉，“不得传布讹言”。但毕竟有点鞭长莫及，即使在百日维新被血洗之后，这份有着浓厚康记色彩的报纸还是生存到了1901年才停刊。
严复的译著影响了数代学人
唐才常等主编的《湘学新报》旬刊（后改名《湘学报》）公开倡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主张平等、民权，以开民智为主要目标，与长沙时务学堂同气连枝，因此而广受欢迎，长沙城内每期就能发行一千数百份。除了湖南本省及湖北、江西等邻近省份，还远销到上海。
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杭辛斋等集资发起的《国闻报》是当时少有的日报之一，他们以英国《泰晤士报》为榜样，追求新闻的“确”、“详”、“多”、“速”，讲究“四美”皆具。当然评论也是其重要特色，由严复执笔的论说至少有23篇，虽典雅古朴，却气势如虹，猛烈如火，抨击专制制度不遗余力。
从12月18日起，第一部严译名著《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报》附属的《国闻汇编》旬刊上连载。他以典雅的译笔亦叙亦议，仿佛打开了一扇奇
严复译《天演论》
异的窗户，让国人大开眼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特别是他的按语旁征博引，结合中国现实加以评论，有的按语甚至比正文都长，难怪鲁迅说他是写书，不是译书。《天演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物竞”、“天择”四个字作总结，警告中国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第二年《天演论》出版后，十年间至少出了30多个版本，影响何止一代人。知识界争相传诵，“几乎人手一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迅速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名词，有些青年人甚至以此来作自己的名字（如胡适，字适之；陈炯明，字竞存）。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天演论》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鲁迅也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读《天演论》，他在《热风·随感录》中称严复究竟是翻译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这一年，在上海、杭州、温州、北京、西安、桂林、广州等地诞生了许多林林总总的报刊，酿成了百年史上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个小高潮。然就其影响而论，都无法与开风气之先的《时务报》同日而语，但《时务报》的危机已开始浮现。
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刊载了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叙》，10月11日，曾鼎力支持《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指责此文“太悖谬”，要求湖南当局封杀这一期刊物。11月，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的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因为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写信给汪康年，指责已连载4期的徐勤《中国除害议》一文，认为汪也“不能无咎”，结果此文被腰斩。
［记事］
2月22日，康有为的追随者在澳门创办《知新报》。
4月22日，江标、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
10月26日，严复等在天津集资创办的《国闻报》问世。
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切陈词，要求“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上海、天津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轰动一时。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1）
笔底波澜
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
最终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言论之功永不可没。
戊戌春天诞生的《湘报》（日刊）比《湘学报》的文字更浅显，议论也更进一步。3月18日，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指出有了报纸如同“国有口”，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一家一姓的历史（“君史”），报纸则是“民史”，是人民自己书写历史。这样的言论自然是专制的卫道士（哪怕是比较开明的）也难以接受的。
上一年还称赞过《湘学报》、下令各地订阅“以开风气”的张之洞，到了这年5月，开始对这份报纸及《湘报》主张民权等言论大表不满，认为“近来《湘学报》谬论甚多”，《湘报》“其偏尤甚”，他不仅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指责其“悖谬”，而且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以“不敢代为传播”相威胁。谭嗣同对此愤愤不平，“既不许美，又不许骂，世间何必有报馆”！
因为种种复杂的人事因素和思想分歧，风靡一时的《时务报》出现了内讧，矛盾主要发生在梁启超（同时代表了康有为）和汪康年之间。汪康年兄弟另办的《时务日报》是独立于《时务报》之外的，它首开报纸两面印刷的先例，而且“一切版面的编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当年的订户包天笑回忆，这个报纸的出版“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当时申、新两报，都是用那些油光纸一面印的”。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
7月17日，百日维新正进入高潮，为了争夺对《时务报》的控制权，康有为借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光绪帝，一方面极言“报馆之益”，一方面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7月26日，光绪帝发布一条上谕，同意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上谕称：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各报体例，自应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转引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办自是一个不智之举，是百日维新中一支不和谐的、让后人痛心的插曲。但光绪上谕中所透露的一些新闻思想，仍为后世史家所称道。此前7月23日，出使美、日等国大臣伍廷芳也曾奏请光绪推广报馆，认为这是舆论所在、公论所出，“风声所播，民智自开”。这些观点对光绪帝恐怕也有所影响。他在8月26日发布的上谕中，还批准了梁启超提出的要求，宣布“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