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远的零食时肯定怀着一颗顽固的童心。
小吃挑子
都是一代文豪，对待同一事物的看法，为什么却有天壤之别？联系到他们各自的身世，便可得出答案。周作人是从风物世情皆滋润雅致的江浙鱼米之乡远道而来，即使是评判京华的小吃，也无法调整其外乡人的视角—自然是挑剔的食客。南北风味本身即不可调和，何况淡淡的乡愁又不时触动他对异乡食物的偏见或不相适应，在饮食习惯上也就很难移情别恋、入乡随俗。
至于梁实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推荐旧北京城里沿街贩卖的各色零食时自然如数家珍—那里面维系过多少儿时天真的快乐，已成为记忆中最久远的财富。况且他写《北平的零食小贩》时已是暮年，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湾，哪怕是最粗糙的往事，也会被岁月消磨得光滑可鉴，更别提是故乡口味独特、堪称传统的美食了。可以说，是故乡的美食促成了他这篇美文。他谈论北京的零食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主人的自豪，对故乡特有的食物如此，譬如强调“面茶在别处没见过”，或“北京的干酪是一项特产”；对各地俱有的也如此，他会进而辨别各自滋味的高下，譬如“北平的豆腐，异乡川湘的豆花，是哆哩哆嗦的软嫩豆腐，上面浇一勺卤，再加蒜泥”，以及“北平油鬼，不叫油条，因为根本不作长条状……离开北平的人没有不想念那种油鬼的。外省的油条，虚泡囊肿，不够味，要求炸焦一点也不行”，“北平酸梅汤之所以特别好，是因为使用冰糖，并加玫瑰木樨桂花之类”，甚至杏仁茶也是“北平的好，因为杏仁出在北方”。至于沿街兜售的切成薄片的红绿水萝卜，“对于北方煨在火炉旁边的人特别有沁人脾胃之效”，梁实秋特意用了八个字来形容：“这等萝卜，别处没有。”这很明显有一种爱屋及乌的情绪了—思乡而兼及于故乡的一切。
北京有几处以卖小吃出名的地方，如东华门、隆福寺、王府井等。外地游客来京，一准儿摸过去，也算北京之一景了。如今的小吃已远不如历史上那么多、那么可人了，但还是有一些大浪淘沙留了下来，很值得一记。
炒肝。系用切碎的肝尖、猪肠等加芡粉、蒜瓣大锅熬煮。轻啜一口，鲜美无比，但必须是老字号店铺里制作的，有时两家毗邻的店面里卖的炒肝，其口感却大相径庭，如果失望的话，只证明你迈错门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风传那是北京第一）炒肝铺子，从来都是顾客盈门，没有空余的座位，许多人都站着吃— 一手托碗，边转悠着碗沿，边嘬起嘴唇使劲地吸溜着。据说这才是行家的正宗吃法：不用筷子与调匙，全靠口吸，转动碗沿是为挑冷却的下口，像喝烫粥似地吃炒肝真正是“君子动口”。只听得满屋都是嘴唇吸溜的声音。
清真小吃摊
豆汁。豆汁在北京本地小吃中最有代表性，在清朝与民国年间极流行。豆汁被许多老北京奉为天下第一美味，这常常使外地人不理解。这种用发酵的绿豆汤熬煮成的既酸又带霉味的、稠黏的热汤，实在让很多喝不惯的人大倒胃口，然而，喝惯了的人却像上瘾似的，离了这一口儿就不行。豆汁还有个孪生兄弟：麻豆腐，是制豆汁时的豆渣，可以加羊尾巴油、青豆嘴儿、腌雪里红炒熟，泼辣椒油，喜爱这一口儿的北京人也颇多。梁实秋对北京人与豆汁的关系有如下表述：“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但一出城则豆渣只有喂猪的份，乡下人没有喝豆汁的。外省人居住北平二三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看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这一课是非补不可了。
驴打滚儿。即豆面儿糕。黄黏米面蒸熟后，在案板上摊开摁平，裹上红糖或豆沙馅一卷，再滚上炒熟了的黄豆面，吃时浇黑糖桂花水。至于为什么叫驴打滚儿，有一种解释是：毛驴打滚之后，地上即有一块一块的“肥料”，其形状、颜色都和此豆面儿糕相似。这意象终究算不得美，不知道吃者的感受如何？
艾窝窝。北京回民风味小吃。元朝人称为不落夹。明万历年间内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记载：“以糯米饭夹芝麻糖为凉糕，丸而馅之称为窝窝。”自清代即习称艾窝窝，一直沿袭至今。其制作方法是：把豌豆煮熟，澄成豆沙，加白糖桂花，冷后切成方块，上面搁几片蜜糕或小红枣，吃起来入口即化，是夏季消暑佳品。它是北京的传统夏令消暑小吃，曾同芸豆卷一起传入清宫，成为御膳名品。
栗子面窝头。传说这一宫廷小吃品种是慈禧太后当年吃过的小窝头，做小窝头用的是上好的新玉米面，过细箩，再掺上好黄豆面，蒸的时候加桂花白糖，吃着又暄又甜。一斤面要蒸出一百个小窝头才够小。
羊眼包子。相传康熙曾食用过羊眼包子，故而出名。此物因其个头小似羊眼，所以人称羊眼包子。别看包子小，但馅料多样，深受人们喜欢。
第四部分X：新青年 Xinqingnian
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成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和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因此，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在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陈独秀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面貌一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也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张作霖大帅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善于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保守派。胡适却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接触《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年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了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