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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月前，偶然得知故陈寅恪教授有《柳如是别传》的著作，都五十万言。真是空谷足音，跫然以喜。今天于《学术研究》中得读其第一章，十分高兴，也颇有感触。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其专门著述多涉及南北朝隋唐史。陈先生读书极多，又能突破旧史家樊篱，“旁涉梵夹道藏”，运用域外资料，为比较之研究，遂多创获新解。但有一点是很特别的。他虽然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在著述中却随时随地流露出对文学的偏爱。早年的论《桃花源记》，后来的研究元白诗，继以论述弹词《再生缘》，都是证明。而其最终的研究对象乃是柳如是，尤其使人感到绝非偶然。从《柳如是别传·缘起》一章，可以看出他对柳如是的同情与重视，称之为“女侠名姝”，尤看重她的思想、品质。陈先生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些话说得十分痛切，也是有卓越的史识的。对于女性的同情，尤为难得。陈先生《题牧斋初学集并序》诗有“谁使英雄休入彀”句，自注：“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这是说，柳如是和钱牧斋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是有鲜明的差异的。我没有读过全稿，不能确说，但从“缘起”看来，陈先生因为同情柳如是，是很想为她“辩诬”的。他说：“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有关柳如是的传说、记载，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复杂情况，但是，这中间并不完全是“诋诬”，有些倒是真实的。柳如是是一个被侮辱、损害的女性，但她后来地位变了，挤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她的叛逆的性格，使她蔑视、践踏封建礼法，因而作出许多使正人君子攒眉怒目的事来，但这许多，终究是地主阶级腐朽本质的表现，历史的真实，不能曲为之辩的。同样，对待钱牧斋的态度也是如此。历史上有不少人对钱牧斋采取宽恕态度。如黄梨洲，魏耕……例子不少。这些人往往自己就是明遗民，但并不反对“二臣”钱牧斋，当然其中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蒂，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同，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陈先生对钱牧斋的态度与对柳如是的不同，但总还是不无“温情”。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这就是说钱谦益的迎降、出仕，都不过是难免的，这就和陈先生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清金溪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为王安石辩诬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旧史学“辨诬”的代表作。其中自然有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证。但其中也有大量十分可笑的“考证”。蔡上翔以同乡之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封建道德的标准，把王安石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作了不少愚蠢的努力。那是不足为训的。这本书前些年被捧上了天，那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把戏，出版者是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柳如是别传》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倾向，未读全书，不能确说，这里不过是对“辨诬”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实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今典则往往只存在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且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在这方面，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这里需要的不只是素养，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的钻研精神。“缘起”中有一两个小例子，说明他的治学方法和成果是会使读者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天才，而是实干。当然，对考证的是否繁琐，无论什么时候是都会有不同意见的。我以为，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解决实际的课题，应该都是允许的。虽然对具体课题的现实意义，会有不同理解。但这也应该允许不同的看法并存。
我非常希望这部五十万言的著作能早日出版。我相信，将有大量使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疑难处所，因之获得解答，对这一时代和一些具体人物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使我得以修正、补充过去认识的偏颇、错误。
1978年7月21日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张宗子（1）
关于张宗子
张宗子著作以《梦忆》流布最广，文集至光绪中始墨板，传世亦稀。十余年前先后得《史阙》、《琅嬛文集》二种，皆张氏手稿。前者出于越东山中，后者则丁氏八千卷楼旧物。叹为双美。
宗子平生著述甚夥，其曾于生前墨板者，只天启中刻《古今义烈传》八卷一种。他书不传。甲乙之际，国破家亡。遗稿藏于家，子孙无力刊刻，亦不敢刻也。康熙季年始刊《西湖梦寻》五卷于粤东，是为家刊最早之本。（宗子他种著述，略见《琅嬛文集》跋，今略。）又有汉阳朱氏乾隆中抄《评东坡和陶诗》一册，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见会稽周氏《旧书回想记》）。又《快园道古》一种，则见于《梦寻》原刻《凡例》。年来浏览所及，仅乃得此。今《琅嬛文集》卷一存自撰诸书序文，尚十余种（《自为墓志铭》所著录自撰诸书，尚有《张氏家谱》、《明易》、《大易用》、《说铃》、《昌谷解》、《傒囊十集》、《一卷冰雪文》等），恐皆无从踪迹矣。
光绪丁丑刻《琅嬛文集》，为湘潭黎培敬刻，所据则会稽王惠藏本。王氏跋云：“余束发时，读书于山阴余浣公侍御家。检其藏书，有《琅嬛文集》一帙。蚊脚细草，蟫蠹褵衤丽，盖张陶庵后裔世传而尚未付雕者也。余见而攫之，五十年来，藏之敝簏。”跋作于道光戊戌，知其得书于余氏大观楼，当在乾隆末。而郑刻《史阙》跋文亦言所据原底为蚊脚细草之本，意此皆当日清钞底本，余所藏二种则草稿也。独怪大观楼本，何以无诗？宗子曾有《琅嬛诗集序》，意必已另编，只纳《古乐府》一种入《文集》中耳。
宗子撰著最显者为《梦忆》、《梦寻》二种，皆作于甲申以后，以遗民而追忆前朝盛事。时家已陵替，窘辱之余，缅怀少年贵盛往迹，文字悲凉，可方《武林旧事》，《东京梦华》，然其晚年生涯，人多不知。此诗稿所存此类资料甚富，尤以记清初江南变乱情状为有史料价值。集中有甲申以前诗，而大半为国变后所制。最晚之作为庚戌十月诗。庚戌为康熙九年，宗子年七十四矣。（《绍兴府志·宗子传》云宗子卒年九十三）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张宗子宗子《自为墓志铭》，自论平生，极痛切率真，文字亦佳。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乃更无第二人。其略云：“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张岱稿本《琅嬛文集》
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因自为墓铭，其忏悔心情，与遗民心事，俱跃然纸上。《琅嬛》一集，大抵皆可为此两事做注脚。此集幸而未刻，亦幸而深藏密锁几三百年，遂得逸出禁网。岂非不幸中之大幸。宗子自叙其诗，言少喜徐文长、袁中郎、钟伯敬、谭友夏之作，亦尝学之，然终当自具面目。今观此集，则诚非徐、袁、钟、谭之诗也。其诗之所抒写，大略为如下数事。记乱后生活，记撰朱明国史，记诸方美物。贯串其中者，遗民之心事也。甲申以前作多不佳，然亦有数端可采。五律有《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有句云：“无生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