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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士元在滇作幕，一年修金不过八百两，岂能积至二万余金？
“看来竟系宾主串合，通同婪索，实出情理之外，深为可恶”。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待该犯解到云南时，“即行严加刑讯”，务得实情，按法究拟。［29］
钱度不枉为进士出身和久任道、藩、抚职，贪婪有术，狡辩擅长，一见江西截留了他的二万九千余两银，就精心编造，供称克扣铜本平余，得获赃银二万余两，欲图就此了结，免致查及家中藏银。钦差侍郎袁守侗、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居然被钱度花言巧语骗过，于四月十一日上疏奏请按此定罪结案。谁料，此折到京之前，皇上已收到了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的折子，奏称于钱度江宁家内搜出埋藏银二万六千余两、金子二千两。乾隆帝大怒，于四月十四日下谕说：“通核金银各项，多至八九万两，钱度究系从何处得来，“不可不严加刑讯，彻底根究”，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即将钱度、钱沣迅速严行审讯明确，定拟具奏，并将二人押解来京承审，如有不实不尽，“经朕别行讯出，惟袁守侗等是问”。［30］
八天以后，四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谕，严厉斥责袁守侗、彰宝、李湖轻信钱度之言，按二万多两赃银之数结案。他说：“袁守侗等奏审拟钱度婪索多赃一案，所讯情节，尚多不实不尽，欲图草率了事，甚属非是”。钱度赃私累累，实出意料之外，不可不彻底严究。袁守侗等只就江西截封银二万九千余两之数，遂据钱度所供扣克铜本平馀及勒派属员售价数目，迁就附合，希图完事，不知其江宁原籍又查出金银合共值价五六万两，此银又系从何而来？可见该侍郎等所讯，以及钱度之供，均不足信。著传谕袁守侗等另行严讯确供，据实复奏。［31］此谕刚刚发出，袁守侗等人之折又到，奏称：“钱度在滇省，两任藩司，其贪婪劣迹，久未败露”。兹因厂员朱一良告发，正在按款根究，江西截封钱度之银二万九千余两，当即悉心讯究，谁知钱度供称此即扣克铜本平余和勒卖货物之银，“再三严鞠，终无异词”，“臣等遂据供冒昧定拟”，于四月十一日上奏后，二十三日接两江总督高晋咨会，才知又起获赃银，“实不料钱度苍滑狡饰如此”，“臣等拘泥原供，牵连录叙，实属不知轻重，愧恨无及”。［32］
三十七年七月中旬，即案发之后第五个月，钱度贪婪案告一结束。钱度遇逢藩库支放铜本等项银两时，每百两扣平余银一钱七八分不等，计前后共发放银二千二百余万两，共扣平余银四万余两，“其支放时，系家人掌平，随时带逃”。钱度还勒令属员购买玉器古玩，多收价银。其子钱沣仗父权势，“婪索多赃”，“携货售卖”。［33］七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批准军机大耳的奏请，下谕将钱度押赴法场斩首，八月十六日将钱沣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
四、私役“回民”采玉盗卖扰乱新疆 皇贵妃之侄办事大臣高朴坐诛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十六日，前往盛京拜谒祖陵的乾隆皇帝弘历，于返回北京途中，在深河村西大营，下了一道谕旨，立即震惊朝野。这道谕旨摘录了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的一份奏折的内容和帝之批示。永贵奏：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在叶尔羌私采玉石，串通商人，贩至内地售卖，因此，已亲往叶尔羌，将高朴翎顶拔去，与案内人犯质审。帝之批示是：高朴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经朕加恩擢用”，不料如此贪黩妄为，永贵秉公据实奏办，公正可嘉，如果属实，即一面具奏，一面将高朴在该处正法。
此谕之令人吃惊，主要由于这一案件涉及了三个重大问题。其一，案情严重。色提巴尔第控告高朴私役大批“回民”（即维吾尔族）开采玉石，“扰累回民”，这将严重危及新疆的安定局面。其二，涉及面广。上千斤的玉石，从叶尔羌运到苏州和京师发卖，万里之遥，途经甘肃、陕西、山西、直隶诸省若干府州县，一经审实，将兴大案，数以百计的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会因“失察”、“徇私”、“受贿”而遭重惩，政局波动不会小。其三，吉凶难卜。高朴何许人也？谕旨讲明了一部分事实，即此人非同一般，乃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但还有一些情况需予补充说明，高朴乃前面提到过的高桓之子。也许是因为乾隆帝念及慧贤皇贵妃之情和大学士高斌的治水之功，因而斩杀贪官高恒之时，不仅没有株连其子高朴，象惩处云南巡抚良卿那样将其子富多、富永销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为奴，反而对高朴关怀备至，很早就授其为武备院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巡山东漕政，三十七年更超擢其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位列正三品的大员。不久，因月食，高朴未即入侍，帝虽降谕斥其过失说：“高朴年少奋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见长，退后辄图安逸，岂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但当吏部议拟革其官职时，乾隆帝又命宽免，随即又迁其为兵部右侍郎，位列从二品，比左副都御史还升了一级。三十九年七月，高朴因奏太监高云从私泄《道府记载》之事，而蒙帝嘉奖，四十一年出任叶尔羌办事大巨。高朴之从叔高晋，久任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署漕运总督、两江总督，治水有功，屡蒙皇上褒赞。象高朴这样祖、叔皆为大学士、姑系皇贵妃、门第显赫的皇亲、大臣，怎能轻易为人劾倒？何况弹劾者永贵又系因过贬降之臣。永贵也算是一位历任内外要职的大臣，从笔帖式起，相继升任布政使、巡抚、参赞大臣、礼部尚书、都统、署伊犁将军、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署大学士，四十二年任吏部尚书时，以奏请升主事李漱芳为员外郎遭帝严斥，革职夺花翎，给三品顶带赴乌什任办事大臣。临行之前，乾隆帝还降诏对其“诘责甚至”，并说“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必在彼处正法”。这样一位失宠贬任的乌什办事大臣，焉能将高朴参倒？就算是此时帝谕宣布要严查、严办高朴，夸奖了永贵，但面对上有大学士兼两江总督的高晋，以及众多的与此案有关的总督、巡抚等大员，永贵确系势单力薄，万一众口一词、官官相护，此案很有可能不了了之，对永贵来说，危险就大了。
永贵总算是祸尽福来，他这次出于公心，欲图为“回民”除害，为朝廷效劳，弹劾高朴，竟幸运地得到了皇上的嘉奖和大力支持。乾隆帝对此案的重要性及高朴之过带来的巨大危害，看得非常清楚，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严厉督促臣僚彻底清查此案，依法重惩。他在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连下十道上谕，督办此案。第一道、第二道上谕是嘉奖永贵，命其严审高朴和助高为虐的伯克。他说：色提巴尔第呈内“有高朴自鄂对故后愈甚等语”，可见“其苦累回众，非自今日，若不严加惩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伊什罕伯克乃帮同阿奇木办事之人，“高朴扰累回民，理当谏阻”，而阿布都舒库尔和卓却“从中怂恿取利，情实可恶”，著予严行讯鞠。［34］
第三、第四道上谕是命令各地盘查高朴的家人。谕旨指出，色提巴尔第控称高朴曾遣家人进京送回银两等物，夥同商人盗运玉石至内地贩卖。从叶尔羌至内地，“处处俱有关隘盘查”，今以数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运至内地？显系地方官员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总督、巡抚，飞饬各属，留心盘诘，如有高朴的家人过境，“即行锁拿，并将伊随带物件，严密搜查，派委妥员，一并解送至京审讯”，仍将作何办理缘由及有无盘获者，即行覆奏。［35］
第五道谕旨是因乌什事务较繁，命永贵在叶尔羌迅速审理高朴案内人犯，驰奏以后，即返乌什，暂派和闻办事大臣冯兴阿往叶尔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36］
第六道上谕分析了案情。乾隆帝说：检阅五月间高朴的奏折，其呈请间年一次，于密尔岱山开采玉石。密尔岱山久经封闭，严禁开采，并安设卡座一处，以防私窃，乃高朴藉称“严防回人之涉险营私”，而欲间年开采一次，显系暗与商人串通渔利，“特借此奏豫占地步，得以逞所欲为，其居心实不可问”。高朴曾代色提巴尔第差人往密尔岱，即送色提巴尔第元宝五十个，“计其所得，不过婪索之一股，分贿以塞其口”。且止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两，“则高朴婪得之数，不知几何？其从前勾通商人私卖之弊，不知又有几次？均不可不确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据称仅二千余腾格，其系与高朴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于给色提巴尔第之数，其赃银必不止于此，著永贵一併严切讯究，务得实情，迅速具奏。［37］
第七道旨是命令严查贩玉的私商。谕旨说：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买，运回贩卖，已有应得之咎，乃竟敢与钦差大臣讲明勾通，赴山偷采，“尤为可恶”。恐商人先已私运进口，甘肃的嘉峪关及陕西的潼关，均系大路总汇之区，各商进口，必由二关行走。著传谕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即饬属下在关留心盘诘，如有客商私贩玉石经过，即行严拿，奏明治罪，并将其所带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谕是根据阿桂之奏而发。留守京师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朴家产时，发现高朴从叶尔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讲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两次带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内地别处办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朴家内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现派员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两道上谕中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夸奖阿桂，称其“善于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