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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以方世儁在黔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一事，受贿盈千，其罪亦无可逭，但其所犯在于得赃，“较之良卿欺君长奸，目无法纪者，尚属有间”，命将其从宽，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17］对子布政使张逢尧，因其“仅以斤斤自守”，不查参刘标，“致贵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谕说，“国家于此等颓废职守之藩司，将安所用之”，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经手给与良卿的豫支养廉银及本人借支养廉银共一千九百二十余两，按“十倍赔缴”，以示惩戒。［18］他因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良卿、方世儁、高积、永泰的家产抵补亏帑，不足之银再由历任上司分赔，下谕斥责其非说：刘标亏空官帑至二十九万余两之多“为从来侵牟所末有，总由良卿等欺谩长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将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产，乃以惩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为代刘标等抵补亏项”。吴达善并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议，其意显系以此减少历任上司理应分赔之银，“一味取悦沽名”，殊为谬误。“著将此折掷还，交吴达善等另行改议具奏”。［19］他还谕令将刘标父子“严加刑审，实力穷诘，务令其于亏缺之数，逐一指出，实有著落”。［20］
乾隆帝除严办诸犯外，又于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下谕，列举此案，告诫地方官员，申饬科道言官闭口不劾，作为此案的结束语。他说：“已将刘标一案有关犯员“严加治罪，以示惩创”。“朕临御以来，整饬官方，谆谆训诫，于诸臣功罪，无不秉公核定”，“若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经败露”，亦未尝不执法示惩。从前如和其衷、李因培等，“获罪重大，并于本案按律抵法，俾众人共知炯戒”。“为督抚大吏者，苟有人心，亦当洗心滁虑，畏国宪而保身家，何意尚有冥顽不灵天良尽丧如良卿等者”。“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于大吏等有簠簋不饬蠹国剥民之事，皆当随时举劾，知无不言”，“何此案未经发觉以前，并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职司纠察，若惟知摭拾细故，而置此等侵亏败检大案于不问，则“国家亦安用此委蛇缄默之言官为耶”？“著将此旨传集各科道通行申饬，并宣谕中外知之”。［21］
三、钱度赃银数万两刀下丧生
乾隆三十七年初，云南查获一起大的贪污案件，这个案子的主犯就是云南布政使钱度。钱度系科甲出身，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州知府，转江安督粮道、河库道，二十九年升任云南布政使，三十三年擢广东巡抚，未及行，移广西巡抚，就任不久因故降调云南布政使。
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因为云南运解北京的铜历年短欠迟误，乾隆帝谕军机大臣；云贵总督明德覆奏运京之铜短欠之折，含糊不明，办理迟误。“滇省铜斤，关系京局鼓铸，最为紧要”，乃自三十一年以来，渐次短少。明德为何不详悉根究缺额之因及何人贻误？著传谕申饬。［22］不久，明德上奏，呈请让有关人员分赔缺铜之银，将汤丹、大碌二厂应赔之铜，按青龙等厂之价赔银。户部覆议时发现，汤丹厂之铜，每百斤价银六两四钱，而青龙厂之铜每百斤价五两一钱，显系避重就轻，致短赔银二万七千四百余两，因而加以驳斥，不允其请。乾隆帝赞同户部之议，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下谕，斥责明德“深染外省恶习”，“为属员避重就轻”，极为谬误，令军机大臣传旨对其严行申饬，命其按照部驳之议，另行妥议速奏。［23］八月初一日，因明德奏称系据该司所议之价上奏，“自认办理错误”，布命将其交部议处，并指出，前之议价，“显有瞻顾历任上司及袒徇同官属员之意”，“该司究系何人”，著查明覆奏。［24］明德遵旨上奏，称系钱度所拟。
乾隆帝甚为恼怒，于三十四年九月初五日下谕，严斥钱度之过说：“钱度经朕擢任封疆”，屡获罪戾，仅予降补云南布政使，已属格外加恩，乃不知实力报效，于应赔铜之定价一事，并不据实查办，反敢瞻顾情面，避重就轻，“其取巧沽名之恶习，尚不知改”，不可不明示惩处。其现经手承办军需，若予罢斥治罪，反得卸责偷安，其又系屡经革职留任之人，即再处以革任注册，亦不愧畏，“钱度著革去顶带，仍留云南布政使之任，以观后效”，倘若不改，必重治其罪。［25］
乾隆帝虽对钱度之降低赔铜的价银予以惩治，并斥其庇护属员之过，但他并不了解钱度此举的真实原因。钱度固有沽名取巧的往例，此时亦包含有这一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非此故，还有其更深刻的考虑，这一点，马上就可看明白了。
三十七年初，云南省宜良县知县朱一深上揭于户部，控告钱度贪婪，勒令属员购买金玉，乾隆帝立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前往云南，会同云贵总督彰宝、云南巡抚李湖查审其事。当钦差大臣尚未来得及一细审之时，钱度却自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三十七年三月初，贵州巡抚图思德之折到京。图思德奏：钱度的家人张林、顾安，送箱笼赴滇，带有金玉器件，已将其物截留，押送家人至滇查办。乾隆帝十分惊讶，于三月初八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此事殊堪骇异”！钱度系停给养廉之人，焉能有金器四百余两值银在四五千两以上，“苟非婪索属员，取自暮夜，安能有此，其为贪赃败检，已可概见”。著彰宝、李湖、袁守侗“即将钱度严行审讯，务得确实情节，迅即从重定拟，由驿奏闻”。［26］
此谕刚下不久，江西巡抚海明之折又到，更使乾隆帝大吃一惊。海明奏：德化县知县黄汝源一经奉到文件，即督县役追拿已过县境之钱度家人王寿的坐船，拿获王寿等八人，查出白银二万九千余两“并钱度亲笔书信，有趁王寿回南，寄归二数，好为收贮，或做地窖，或做夹壁，以作永久之计”。乾隆帝于三月二十二日下谕说：批阅海明之折，“实堪骇异”，钱度在布政使任内，已有三四年不给养廉银，前在黔省查出金玉器件值银四五千两以上，“已出情理之外”，今王寿又从云南带回寄家之银，又有二万九千两之多，“若非婪索多赃，安得有如许积聚，必系虑事将发觉，豫遣人寄归，蓄积埋藏，以图三窟之计。且纵子售卖玉器，数复盈万，并其家人亦私蓄银六百余两，是其赃私狼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钱度之负恩败检竟至于此”。近来办理各省贪婪之案，必彻底严究，按法创惩，以期纲纪肃清，常谓司道人员必不致复有簠簋不伤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赃盈千累万如钱度之甚者，实可痛恨，若不严审究拟，如官常国宪何”！著传谕袁守侗、李湖，“即传联旨，严讯钱度”，问其任藩司并不太久，并获罪革职留任，数年不给养廉银，“因何积有金银如许，实系婪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窟夹壁，是何肺腑”？务令其逐一据实供出，倘仍狡展不认，即严加刑讯。其子钱沣、家人王寿，亦予严审。另外，钱度名下尚有应行分赔之款，并未交清，今既有银数万两而不交纳，“反为肥橐之计，即此一端，更属罪不容逭”。
钱度罪重，万无可贷，当严加看守，明正典刑，不许自戕。此谕由六百里发往。［27］
同一天（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说：前因钱度在云南布政使任内，经厂员（宜良县知县）朱一深揭报其赃款累累，已传谕（两江总瞥）高晋将其原籍家产赀财严密查封，今据江西巡抚海明奏到其家人带银之事，“览奏实深骇异”。钱度系数年不给养廉银之人，“若非恣意婪赃，安得有如许积蓄”。其信既有藏埋地窟夹壁之话，则其“从前之诡秘隐匿，定复不少”，钱度本籍常州府城，又复寄居江宁，著再传谕高晋即将其所有两处财产严密查封，并将其家属严行究讯，逐细详检，毋使藏匿寄顿，若有透漏，惟高晋、萨载是问。将此旨由六百里发往传谕。［28］
江西巡抚海明连续呈报钱度案情的两道奏折相继至京。海明奏称：萍乡知县王鉴盘获钱度的幕友叶士元，据供系同钱度之子钱沣于正月初十日自滇起程，二月十九日至湖南常德府，钱沣等候行李，在府城西门内原任云南定远县知县陈长钧之家暂住。叶士元带有白银二万余两。乾隆帝更为吃惊和愤怒，于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初一日连下谕旨两道说：朱一深揭报案内，“既有钱沣勒索各款，昨海明截拿钱度家丁王寿等搜出钱沣售卖帐簿，又数至逾万，是其平日在滇之倚势肆行，婪私肥橐，尤属显然”。钱沣实为紧要案犯，著传谕湖南巡抚梁国治即速密委大员，驰往常德，立将钱沣锁拿，解滇审讯，并将其寓所货财物件详细查抄。
叶士元在滇作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