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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谕最后虽说交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再审，但全谕含意异常清楚，乾隆帝已将鄂善定了纳贿、欺君的大罪，本应正法，加恩改为立即自尽，之所以要叫刑部、九卿、科道再审，不过是走走过场，欲图显示其公正郑重之意而已，刑部等衙门官员怎能不按帝意断案？
乾隆帝又估计错了，刑部等衙门会同九卿科道审理的结果，竟将鄂善按照“受贿婪赃”之律治罪，把王大臣原拟的绞立决改为绞监候，未论其欺君之罪。乾隆帝甚为不满，于四月十五日下谕痛斥刑部等衙门办事之谬说：此案情节，从前所降谕旨，甚为明晰。鄂善婪赃受贿，自认不讳，因“欲以礼待大臣而全国体”，不忍明正典刑，加恩改为令其自处，乃鄂善竟尔翻供，“肆行抵赖”，此乃“欺罔”、“大不敬”之大罪，王大臣将其拟处绞立决，“实属情罪相符”。今九卿科道等官忽改为绞监候，仅以其婪赃轻罪论处，而置欺君、大不敬之重罪不问，实系“错缪已极”，“著大学士传旨严行申饬”，命新住、五十七前往刑部，带鄂善至其家，“令其自尽”。［27］
乾隆帝以上处理萨哈谅、喀尔钦、卢焯、鄂善四人的贪婪之案，虽有不尽妥当之处，但其决心惩治贪官，革除官官相护的积弊，力扫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员的恶习，不管是帝“所倚用之大巨”掌治戎政的从一品满兵部尚书鄂善，还是由知县升至巡抚曾蒙帝嘉奖的能臣卢焯，一旦知其苛索民财、欺压百姓、收纳贿银，即遣钦差大臣严审治罪，并举此为例，告诫群臣，使贪污之风有所收敛，于民于国，皆有所补益，对乾隆盛世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恒文市金短值奉旨自尽
郭一裕劾督遭惩革职充军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遣派刑部尚书刘统勋，查审云南巡抚郭一裕劾奏云贵总督恒文贪污一案，命其驰驿前往云南，会同贵州巡抚定长秉公严审，有关人员应革职解任者，一面奏闻，一面查办，按拟定律具奏。［28］
过了六天，四月十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关于郭一裕参奏恒文一案，著刘统勋见到定长时，将所奉谕旨，令其阅看，即一同前往云南，不必先行告诉滇省，以免漏泄。恒文之家人赵二，是此案要犯，当密为防范，勿令其闻风远飏。如查明案情后，应即将恒文摘印质审，一面奏闻，一面将总督印务，交定长暂行署理。
乾隆帝虽然派遣刘统勋、定长往滇，但一开始并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迹，故仅命二位大臣“前往查察”，未革恒文之总督要职，未明言其有贪赃之罪，并不象乾隆六年处理萨哈谅、喀尔钦那样，先定其性，革其职衔，命臣拟处其罪。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对满官尤其是位列一二品的满大臣，颇有好感，甚为优遇，认为这些满员大臣不会做出负恩之事，操守比较可靠。与此相联的另一因素，是恒文的经历和才干。恒文是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连续四次升迁，任兵科给事中，外授甘肃平庆道，升贵州布政使，不到十年，从一个普通生员一跃而为从二品的大臣，其治政之能和交际之精，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乾隆十二年征金川时，恒文献计上奏：兵贵神速，往日在甘肃平庆道任上时，见提督以下各营，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择勇健者，名为援剿兵将”，预备旗帜器械及各种银物。而贵州却无此例，以致今年四月调兵，迟至六月方得起程，请仿照甘肃之例，预为准备，提督驻安顺，设重兵，于府库贮银五千两备用。乾隆帝嘉其能治事，调任直隶布政使，十六年升任湖北巡抚。恒文疏请采汉铜，广鼓铸，增筑武昌近城石堤，停止估价变卖省城道仓空厫，以备存贮协济邻省粮米，均为帝采纳降旨允行。十八年恒文署湖广总督，授任山西巡抚，二十一年擢云贵总督。二十二年三月，恒文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鞠实论斩。这些事情表明，恒文确系深受皇恩，蒙帝赏识，才由一小小生员任至主管两省军政诸事的从一品封疆大臣，这样的臣子能不念主恩而贪婪不法？乾隆帝实难相信。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随着查审的深入，真相渐明，郭一裕所劾恒文诸款，确有其事，刘统勋、定长据实上奏。
乾隆帝十分恼怒，于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下谕：前据郭一裕参奏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巡阅营伍，沿途纵家人收受属员门礼等情，“朕以恒文历任封疆，受恩最重，当不应至此”，敌遣刘统勋会同定长前往查察，今二人奏称，恒文买金一事，及其纵容家人收礼，俱属确实。恒文身为大臣，自应洁己为属表率，乃竟贪污如此，深负帝恩，著将恒文革职拿问，其有关人犯汪筠、罗以均等，著一并革职，严审究拟具奏。［29］
第二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下一谕：阅恒文供词，内称购金系欲备方物进贡，与郭一裕商议，据郭说：“滇省惟金较贵重，我拟制金手鑪四个进贡，”因庇，令标员明柱向巡抚衙门领取金鑪样式，购金制造，以备进贡，等语。前曾屡次降旨，禁止群臣贡献，即使督抚上贡方物，亦不过茗柑食品等物，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献书画玩器，以示庆祝，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乃恒文藉词进贡金银，勒派属员，短价购买，冀图余利，“以致喧传阖省，殊玷官箴”。但郭一裕既以进贡金器怂恿总督，随以购金参奏恒文，“是复何心？”著刘统勋、定长将此情节，逐一秉公研讯。至于恒文的家人，或偶尔需索，尚可诿为耳目不周，乃金银赃物，计值累千，“是其网利营私，稔恶盈贯，何得仅以失察为解？”著一并严审具奏。［30］
过了一天，六月初三日，乾隆帝又下谕讲郭一裕劾奏恒文之事。他说：恒文身为大臣，藉口进献，勒派属员，短价取利，罪固难逃。但果如恒文所供，则郭一裕先以金鑪样式给恒文看，继乃以购金参劾总督，又明知金鑪不可进献，必遭严谴，乃告恒文以今年不进，“竟似恒文全坠其术中者，此乃市井所不为，岂大吏同事一方，而竟出此！”或系郭一裕先曾制鑪备贡，后因恒文纷纷购金，阖省喧传，恐彼此俱致败露，遂不复进献，“而转以参劾恒文，为先发计，亦未可知”。郭一裕可否购金制鑪，买自何人，未进之金鑪何在？著刘统勋等人“务将此中实在情节，悉心详审，即行具奏”。［31］
七月初一日，乾隆帝再次下谕，斥责郭一裕奸险取巧，将其解任，来京候旨。他说：读了刘统勋等官审讯郭一裕与恒文商量贡金的奏折。恒文身为总督，乃借贡献为名，纵其慾壑”，现据查出赃私累累，应俟各案审明，按律治罪。至于郭一裕，先以贡金鑪怂恿恒文，并呈示式样，后见阖省喧传，乃先发制人，“冀立身于不败，迹其所供，行险取巧情状，一一毕露”。“伊本属小器”，前于山东巡抚任内来京陛见时，曾面奏家计本足自给，且久历外任，愿进银一万两为工程之用。“朕听之骇然，深斥责其非”，今观其先购金置鐪预备进贡，“其病根深锢，是以随处发露耳”。且其购金亦委派司道办理，“即云照数发价”，而以司道大员，供督抚私役，成何政体！郭一裕深负封疆之寄，著解任来京候旨。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遇督抚有此等事情，乃“匿不以闻，惟事迎合上司”，著交部严加议处具奏。随即令革其职。［32］
乾隆帝对郭一裕的这样处理，是颇为谬误的。恒文之罪，不在于其购金制造金手鑪以备进贡，贡品奢侈，不过遭帝斥责而已，构不成大罪。恒文之所以被定为有罪，是因其藉买金为辞，勒派属员短价购买，藉此牟利，以及纵容家人收受门礼纳取贿银，是犯下了贪婪之罪，而不是进贡之罪，进贡不能定罪。这一点，乾隆帝不会不知，他曾多次因臣僚进献贡品奢侈豪华而拒收其物，降旨训诫，也不过是训诫而已，并未将此定为大罪革职严审。前述谕旨也列举了郭一裕奏进银一万两之事，亦仅仅予以申斥，并未将郭革职惩办。作为封疆大臣，郭一裕是不应该以进献厚礼来博取皇上欢心，但此仅系作风欠妥的问题，应予严斥，可是不宜以此来定其罪。更重要的是，郭一裕是因参劾恒文之罪，而被恒文供出商制金鑪之事，即使此事属实，也不能说郭一裕是“行险取巧”，“先发制人”，有意陷害恒文，最多不过是做法欠妥、欲贡重礼取悦皇上而已，谈不上犯了什么大罪。权衡主从轻重，是郭一裕参劾恒文之后，才查明任至总督大臣的恒文，竟是一个赃私累万的大贪官，应当说郭是立下了一大功，对整顿吏治颇为有益，为民除去了一个大的吸血鬼，为朝廷清理出一个奸臣，应予重重奖赏。可是乾隆帝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竟紧紧抓住恒文供称与郭商议制造金手鑪一事，大做文章，一再下谕，吹毛求疵，连捐银万两的老账都翻了出来，硬将郭说成为有意陷害总督的奸诈小人，还罢其巡抚之官，责令钦差尚书严查其贪婪苛民之事，好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