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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櫜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福康安第一次弹劾柴大纪的奏折，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发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恒瑞、鄂辉四人联名发出，一共讲了四个间题。其一，大军即将进攻斗六门。其二，恒瑞并非“有心畏葸”，故意迟延观望，不援诸罗，而系“过于持重”，且招集“义民，五十余庄，以清后路。其三，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无出城杀敌之事。其四，诸罗被围数月未失之原因是“众民一心奋勇”，“柴大纪人本诡诈，甚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驻诸罗，将来事竣入都，自难逃圣明洞鉴”，请将普吉保调任台湾镇总兵。［36］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不相信福康安领衔之折，于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长谕，予以驳斥。他谕军机大臣：昨据福康安奏柴大纪、蔡攀龙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确实一节，“朕因此事反复思之，竟致彻夜不能成寐”。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祇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此次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保危城达半年之久，虽其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有所虚报，但其“困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柴大纪设果如福康安所云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降旨，谕令柴大纪如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柴大纪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藉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于奉到前旨后，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内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朕阅其奏折，为之坠泪，岂福康安目击情形，尚不心存悯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柴大纪前奏会党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进攻，现福康安奏称夺敌大车二辆，敌之“大炮鸟枪遍地遗弃”，可见柴之所言，确有其实。即言台湾之乱，是由于地方文武官员贪索扰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据实上控，焉能叛逆。“况官吏骚扰池方，剥削百姓，自系文职为多，至武职所辖，不过营伍兵丁，并不经管地方事务，纵使从中婪索，较之地方文职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岂得以此归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看来柴大纪、蔡攀龙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累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并无确据，岂可转没其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37］
乾隆帝此谕，讲得有根有据，理由充足，阐述清晰，对柴大纪之忠和功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对柴是一片深情厚意，还批评了福康安，言其不应因柴礼貌不周而心怀不满，呈上这样颇不公正的弹劾奏折。
照说，皇上下了这样明确表彰柴大纪功勋的圣谕，此事就应如此了结了，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形，其他大臣不会再次劾柴，柴大纪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结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乾隆帝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目，乾隆帝谕军机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办完差务返京，遂向其问及柴大纪平日为官声名如何。德成奏：风闻柴大纪自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黩，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林爽文起事初，会党人数不多，因存营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时搜捕，故越益发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贪激变之处，著传旨严行申饬，令据实上奏。闽浙总督李侍尧对柴大纪“有心瞻顾徇隐，实属辜恩负良”，若即将柴之劣迹“严查密访，据实参奏”。［38］
过了两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完全相信并重复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状，并强调指出：“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竟由柴大纪酿成，则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之罪，断难轻贷，将伊按例正法，亦所应得”，著福康安、李侍尧查明其罪后，拿问治罪。［39］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谕，列举柴大纪贪婪纳贿、卖放兵丁、畏敌不出等罪，将柴革职拿问。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赖”，经帝亲讯时，仍呈诉冤曲，激怒了皇上，原本议定监候免斩，乾隆帝改为“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40］
与此同时，曾经拥兵四万余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几乎使全台尽失的原闽浙总督、大帅常青，却因权相和坤庇护，巧言欺骗皇上，乾隆帝便下谕，将这位真正惧敌畏战、严重贻误军机的庸帅，誉之为“伊已年老，尚能临阵杀贼，将郡城保护无虞”，“调度尚属有方”，将其调任福州将军，办理台湾善后事宜。后虽因常青对“柴大纪贪默不法一案，徇隐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职，令其来京交部治罪，但随即以其任总督之职不久即有征剿无暇查访柴之劣迹，且“带兵驻守郡城，保护无虞”，“功过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为礼部尚书、都统，卒后还赐谥恭简。［41］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参赞、水师提督、一等嘉义伯柴大纪，被横加欺君狡诈大罪斩首示众，而庸帅常青却安然无事荣任尚书，甚至连被帝多次斥为胆小怕死、要求增兵六万、贻误军机的参赞、福州将军宗室恒瑞，虽曾一度议斩，但随即免死戍伊犁，并很快就复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任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将军、西安将军等高官要职。
两相比较，乾隆帝确是犯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损朝廷威严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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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2。
［2］《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5、6、7。
［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2、13、14、15。
［4］《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5、16、17、18。
［5］《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5。
［6］《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6。
［7］《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8。
［8］《清高宗实录》卷1290，页7。
［9］《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
［10］《清高宗实录》卷1285；页35、36。
［11］《清高宗实录》卷1286，页1。
［1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2、3、4。
［1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18、19。
［14］《清高宗实录》卷1289；页12、13。
［15］《清高宗实录》卷1289，页19。
［16］《清高宗实录》卷1291，页3。
［17］《请高宗实录》卷1293，页20、21。
［18］《圣武记》卷8，《乾隆三定台湾记》；《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19］《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1、22；《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圣武记》卷3，《乾隆三定台湾记》。
［20］《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3。
［21］《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2、25、29；卷1295，页21、33、40；《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清史列传》卷26，《福康安传》。
［22］《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3、44。
［23］《清高宗实录》卷1296；页29、30。
［24］《清高宗实录》卷1298，页2。
［25］《清高宗实录》卷1298；页2、3。
［26］《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19…24。
［27］《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0、21。
［28］《清高宗实录》卷1300，页21、22、23、24。
［29］《啸亭杂录》卷6，《台湾之役》。
［30］《清高宗实录》卷1281，页2；卷1283，页1、2；《清史列传》卷25，《柴大纪传》。
［31］《清高宗实录》卷1284；页20、22、23。
［32］《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10。
［33］《清高宗实录》卷1287；页22、23。
［34］《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22。
［35］《清高宗实录》卷1292；页23、24。
［36］《清高宗实录》卷1294；页29、30、31。
［37］《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3、4，5、6、7。
［38］《清高宗实录》卷_295，页34、35。
［39］《清高宗实录》卷1295；页46。
［40］《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22。
［41］《清商宗实录》卷1295；页2；卷1305，页16；《清史列传》卷24，《常青传》；《啸享杂录》卷6，《台湾之役》。
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第十三章 诗、书、文、语兼长 文武双全
第一节 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乾隆皇帝天资聪颖，性格刚强，勤奋好学，数十年如一日，因而不仅能善理朝政，指挥征战，并且学识渊博，武艺高超，诗文兼长，这一切又为他勤理国政，创造“文治武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乾隆皇帝酷爱行围打猎，身手不凡，有一次前往盛京谒陵，在侍卫人员的保护和安排下，他先后射死了老虎十余只。他有很高的语言资赋，精通满文汉文。为了完成用兵准、回，征讨金川，安定西藏的宏伟事业，他“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一直继续五十余年，研讨不停。与此同时，他又学习“回语”（即维吾尔语）、和“唐古特语”（藏语），从而成为当时罕有的通晓满、汉、蒙、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