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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记颠末以示后人者。……若兹台湾逆贼之煽乱，乃卒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余年间，卒鲜卅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稚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未一贵已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未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炙。朱一贵虽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事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撅，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简、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既而常青只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于予，于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夫迟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凛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何，日日如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藉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鉴乎”。［28］
乾隆帝此文，意在说明自己用兵台湾，调度有方，指挥得当，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认，乾隆帝在战争后期任用将帅、筹拨军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故仅只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转战局，三个月之内便结束了战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变初起时的错误判断、任人不当、派兵过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应以此来掩盖他在事后对柴大纪、常青二案处理的错误。
柴大纪是浙江江山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历任水师守备、游击、参将，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协水师副将，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坛镇总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调任台湾镇总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众起义后，柴大纪初守郡城，立下功劳，旋领兵收复诸罗。五十二年二至四月内，义军先后十次猛攻县城，皆被柴大纪击败。林爽文又统军万余及大批会党，“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志在必克诸罗。此时，将军常青株守郡城，十里外村在皆为庄大田部义军占据，水师提督蓝元枚困于鹿港，“四面受敌”，诸罗亦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诸罗县城，则可挥师南进，与庄大田会合，围攻郡城，并定能夺取清军庸帅常青所据之地，再转攻鹿港，消灭蓝元枚部，君临全台。因此诸罗县城之得失，关系甚大。
柴大纪深知此举之利害，想方设法，鼓励将弁绅民，死守诸罗。史载：“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泪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曳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难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29］
乾隆帝原来对柴大纪并不赏识，曾因其将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进，而予严行申饬，并旋即将其调任汀州镇总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随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寻因平“番”有功，皇上奖其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令其仍任台湾总兵。林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守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池”之过，“令其效力，带兵赎罪”。从柴大纪固守诸罗以后，乾隆帝便对柴大加褒扬。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纪奏报于二至四月多次打败林爽文进攻，杀死义军数千名，而降谕嘉其保卫郡城、固守诸罗，“始终奋勉出力”，命交部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谕：“柴大纪自驻守诸罗以来，屡次将贼击退，实属奋勉可嘉。柴大纪著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30］七月十二、十三日，他又两次下谕嘉奖柴大纪“自剿捕贼匪以来，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杀贼，一切调度，深合机宜”，授柴为参赞大臣及壮健巴图鲁名号。［31］不久他又因诸罗“城内义民帮同官兵，奋力守御，保护无虞”，谕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俾阖县良民倍加奋励，以昭奖劝”。［32］
特别使乾隆帝感动不已的是柴大纪拒离诸罗。由于义军长期围困、猛烈攻击和将军常青等怯战畏敌不敢进援，诸罗县城粮尽援绝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决定让官兵退出诸罗。八月二十七日，他谕军机大臣：“诸罗被贼攻围紧急，柴大纪督率兵民，竭力捍御，甚属奋勉。万一贼匪猖撅”，援应之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匮乏，火药不给，实有难支之势，则柴大纪当酌量情形，竟率领兵民，出城力战，“将贼匪乘势剿杀，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见，固守勿去，“致有意外之虞，既于体统有伤，且转足以长贼人之气，于事无益。柴大纪务须审度机宜，完师整旅，方为两全”。［33］
按常情而论，当诸罗处于这样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时，皇上没有漠视将士黎民之安危，不责令守臣盲目死守听其灭亡，而是下达完师突围之旨，这对于围城之中官民来说，尤其是对负有守城之责的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官柴大纪来说，简直是绝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样，定会急急忙忙设法突围，摆脱城破人亡死于敌兵刀下之祸。但是，出乎皇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之外，柴大纪却拒绝离城出走，呈上奏疏，宁愿与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纪的奏折于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面前。柴大纪奏：
“接到常青札称：昨已有旨交柴大纪，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见，设遇紧急，即带兵杀出县城，再图进取，等因。惟思诸罗地处台湾南北之中，其县城四面堆土，种竹作围，本难为守。前此克复后，环营开沟，并堆短墙，安设炮位营盘，甚属坚固，若一旦弃之而去，则城池营盘大炮均为贼匪所据，恐贼势益张，盐水港、笨港两路之兵，均难驻守。且城厢内外住居百姓，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有四万余人，至今协力守御，并捐助军粮，急公向义，实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现在恒瑞驻盐水港，普吉保驻元长庄，距诸罗俱不过三四十里，三方鼎峙，声势壮盛，惟有竭力保守县城，以待援兵齐集，并力进剿。”［34］
乾隆皇帝读过此折，万分感动，立即下达长谕，对柴百般褒奖，厚加封赏。他说：
“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之下，为之坠泪，前因新改嘉义之诸罗，屡次被贼滋扰，……惟恐柴大纪激于忠愤，坚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义，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纪酌量情形，如力有难支，不访率领官兵整队而出，并因该处义民帮同柴大纪守城杀贼，甚为出力，……（令柴）务将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妥为捍卫，先行送出。……而秦大纪以县城一切守御事宜，久经布置周密，且因县城内外居民甚多，不忍将数万生灵委之于贼，立意坚守，以待援应。是其保护合县民人，与朕轸念义民多方爱护之意，适相吻合，所谓我君臣各尽其义也。柴大纪力捍围城，且能乘间杀贼，已属奋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师而出，亦系遵旨而行，未为不可。而柴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柴大纪在台湾剿捕贼匪，劳绩最著，即守城一节，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后优加封赏，今伊如此系念民生，忠良激发，为国家出力，尤堪嘉奖，柴大纪著即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著浙江巡抚琅□赏给伊家属银一万两，用示朕轸念勋劳锡爵酬庸之至意。”［35］
此谕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认为柴天纪力守危城忠肝义胆，是功勋卓著之忠臣名将，故予格外重赏，擢封一等伯。这是罕有的优遇。照说柴大纪从此会步步高升荣任大帅了。谁知，事出意外，此谕下达之后，不过两个月，柴大纪便被皇上降旨革职拿问，过了半年，更被斩首于法场。为什么皇上对柴大纪的态度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由他钦封的忠臣名将贬低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识破柴之伪装面目，还是听信谗言误杀栋梁之臣？从历史事实看，从乾隆帝有关柴大纪的数十道谕旨看，柴大纪确实不是有罪当戮，而系含冤去世。
柴大纪之被害，根源在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义县城解围时，他未曾巴结将军福康安。《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载称：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好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载：“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櫜鞬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