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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五十八年才赦还京师，授拜唐阿。唆使廓尔喀入侵后藏的六世班禅之弟红教喇嘛沙玛尔巴，虽已病亡，但罪过太大，帝命将其赀产抄没，其在藏内羊八井地方之庙，给与办粮济军有功的济陇呼图克图，其家赀财估价变卖银六万四千余两，招人开垦地亩，耕种青稞，其各处庄田，每年应收租银七千一百余两，俱赏给达赖，为每年如绷、甲绷及“番兵”等应得口粮养赡之用。仲巴呼图克图，当廓尔喀兵入侵扎什伦布时，“倡率众人逃避”，本应正法，乾隆帝念其系六世班禅之兄，谕令解送来京，住于六世班禅曾居住的德寿寺内，不许返藏。孜仲喇嘛罗布藏丹巴在吉祥天母像前假托占词，妄称不可与廓尔喀兵打仗，致扎什伦布喇嘛藏民“皆无固志，相率散去”，酿成大祸，乾隆帝谕令将其“剥黄处决”。
乾隆帝努力探讨变乱产生的原因和保证藏区安宁之法。他联系康雍时期的历史，结合乾隆五十七年内的实际情况，反复思考，终于找到症结所在，这就是噶布伦专权，驻藏大臣虚有其名，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使驻藏钦差大臣牢固掌握藏区军政大权，不许噶布伦专擅。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难题。首先是斥责噶布伦专权横行，滋生事端，祸害藏地，剥夺其权，使其成为驻藏大臣的属下官员。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罗布藏丹巴妄托占词摇惑众心）罗卜藏策登等遂起意讲和，即擅自差人前往贼营讲说，可见藏内诸事俱系伊等主持。而鄂辉于办理罗卜藏丹巴一事，既令噶布伦眼看处决，又将罗卜藏策登等四人，交噶布伦羁禁，是鄂辉办理藏务，无事不商之噶布伦，殊属非是。卫藏一切事务，自康熙、雍正年间，大率由达赖喇嘛与噶布伦商同办理，不复关白驻藏大臣，相沿已非一日。达赖喇嘛系清修梵行，惟知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岂复经理俗务，自必委之于噶布伦。而噶布伦等遂尔从中舞弊，诸事并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又滋生事端，始行禀白，吁求大臣为之经理，迨至事过，仍复诸事擅行，以致屡次滋畔，成何事体！即如上次贼匪滋事一案，系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起衅，此次又系噶布伦丹津巴珠尔在彼播煽生事，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乃鄂辉现在办理藏务，仍事事令噶布伦干与，积习相沿，不可不大为整顿。向来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届满，幸免无事，既可更换进京，今经此番大加惩创之后，自应另立章程，申明约束，岂可复循旧习。嗣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遇有应办事件，当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等与在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著福康安于抵藏后，将此详细告知达赖喇嘛及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咸谕此意，嗣后即遵照办理，以期永绥卫藏。”［1］
这道谕旨讲明了四个问题。其一，噶布伦专权。谕旨列举典型事例，说明了西藏军政事务实际上俱由噶布伦主持，诸事并不“关白驻藏大臣”，“不令驻藏大臣与闻”。其二，不许噶布伦掌权擅行。噶布伦营私舞弊，滋生事端，此次五十三年、五十六年廓尔喀兵的两次入侵，皆与噶布伦“起衅”有关，“此即噶布伦不可用之明验”，因此，不能让其专权。其三，噶布伦专擅的条件。噶布伦之所以能把持藏务，专权横行，有其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一为达赖系“葆真养性离尘出世之人”，不会经理俗务，诸事自然委付噶布伦办理，他们便藉此上下其手，事事擅行。二为驻藏大臣视此重任为苦差，因循苟且，惟思三年期满平安无事，即可更换返京，从而听任噶布伦把持专断。其四，革弊定制。从今以后，遇有应办之事，驻藏大臣与达赖一一商同办理，噶布伦与驻藏章京会办，不得稍有专擅。
过了四个多月，五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对上述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他指出，以往的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以会见达赖时，瞻礼致敬，“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如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关白驻藏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从今以后，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自须禀明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鄂辉，和琳应乘此时机，加意整饬，力矫从前积习，“应事权归一，可期抚驭番民，永绥卫藏”。［2］
这两道谕旨，已把噶布伦之谬误及祸害，讲得非常清楚，将其数落得体无完肤，没其特权，将这藏中之王贬为驻藏大臣的属员。乾隆帝又乘势前进，把噶布伦及戴绷、第巴等官员的任用权拿了过来。他下谕说：从前西藏戴绷、第巴缺出，皆由达赖喇嘛处定补，现改为令“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商议，拣选补放”。噶布伦“责任更要”，遇有缺出，若即将达赖议定正陪之人奏放，“仍不免徇情滋弊”，著交驻藏大臣，嗣后凡噶布伦缺出，会同达赖，于应升用之大内，择其能干之人，“秉公选定正陪”，于各人名下注明如何出力之处，“奏请补用，俟朕拣放”。［3］不久，他又降谕说：前后藏租赋，一向归属达赖、班禅所有，众蒙古平时又皈依布施，故布达拉、扎什伦布商上“蓄积饶多”，驻藏大臣素不过问，听任商卓特巴、噶布伦等“任意侵蚀，各拥厚赀”。嗣后商卓特巴、噶布伦等缺，应听驻藏大臣秉公拣选，其一切收支，“亦令驻藏大臣综核”。［4］
以上谕旨，虽然是直接针对噶布伦而言，但很显然，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噶布伦之权从何而来？还不是达赖授与的。达赖委命他们管理藏地军政诸务，他们之所以有权，之所以能驱使僧俗官民，不过是因其有达赖的旨意，作为达赖的代理人来行使其权而已。现在，要他们听从驻藏大臣的命令，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请皇上任用，这实际上是剥夺了达赖单独任用噶布伦及戴绷等官的权力，削弱了达赖管理藏地军政事务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平起平坐，甚至实际掌握军政大权，达赖之权大为缩小。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长期执行，乾隆帝又想出了金奔巴瓶这一妙计。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他第一次提出以金奔巴瓶抽签的方式，确定达赖等大喇嘛之化身呼毕勒罕。他谕军机大臣，令其传谕大将军福康安将此列为西藏善后事宜的重要内容。他说：前后藏为达赖喇嘛驻锡之地，各蒙古及“番众等”前往皈依瞻拜，必其化身确实，方足宏衍禅宗。查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示寂后，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其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乃拉穆吹忠往往受嘱，任意妄指，以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亲族姻娅，递相传袭，总出一家，与蒙古世职无异”。甚至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仲巴与沙玛尔巴（皆呼图克图），同为前辈班禅弟兄，仲巴系扎什伦布商卓特巴，“坐享丰厚”，沙玛尔巴居住廓尔喀，未能分润，唆使廓尔喀兵抢掠，“此呼毕勒罕不真及族属相袭之流弊也。”嗣后应令拉穆吹忠四人认真作法降神，指出实在根基之呼毕勒罕若干人，将其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贮金奔巴瓶内，令达赖喇嘛等会同驻藏大臣，“对众拈定，作为呼毕勒罕”不得仍旧如前妄指，私相传袭。［5］
不久，他又将此制推广于蒙古地方，特下长谕专讲此事。他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系宗喀巴之大弟子，世为黄教宗主，“众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认呼毕勒罕之拉穆吹忠古尔登巴等人，法术无灵，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身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世职官袭替相似，论之佛法，必无此理。甚至连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有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沙玛尔巴便乘机起意，谋占班禅遗产，唆使廓尔喀抡掠扎什伦布，“远烦大兵声罪致讨”。“朕维护黄教”，欲整饬流弊，因制一金奔巴瓶，派员赍往，设于前藏．大昭，仍从其俗。俟将来藏内或出达赖、班禅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选择数名，将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写一签，放入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会同驻藏大臣，在众前签掣，以昭公当”。蒙古地方，各旗部落供奉之呼图克图甚多，大小不等，因于京城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某旗某部出有呼毕勒罕，即报明理藩院，将其有关小孩之年月姓名缮写签上，入于瓶内，交掌印扎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将“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禁止”。［6］
他在同一谕中，还特别举出一桩土谢图汗欲其子谋袭呼什克图的作弊案件。他说：喀尔喀蒙古诺颜部之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以后，其商卓特巴那旺达什为寻其师之呼毕勒罕，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遇见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车登多尔济“欲伊子为呼毕勒罕”，“有意告知那旺达什”其子生时有一点微光，那旺达什便问明此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至公额琳沁多尔济家，问明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然后入藏求达赖喇嘛、拉穆吹忠指示。达赖命其找拉穆吹忠，拉穆吹忠“看出那旺达什情形，用言试探”，那旺达什将车登多尔济与额琳沁多尔济二人之子告诉拉穆吹忠，拉穆吹忠即指定土谢图汗之子“是真呼毕勒罕”，达赖喇嘛便照此批准。那旺达什从西藏回来时，已有旨禁止私寻呼毕勒罕，乃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仗恃系达赖喇嘛和拉穆吹忠所指，向理藩院呈报。他发现此事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