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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省的大理、丽江、永昌、腾越、顺宁、普洱、元江等府州厅，延袤数千里，皆与缅甸为界，长期以来，中缅人民通商往来，关系密切。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缅甸首领卜刺浪遣使臣板南速刺，至南京贡方物。第二年明设缅中军民宣慰使司，以卜刺浪为宣慰使。永乐元年（1403年），卜刺浪之长子那罗塔派人进贡，奏称：“缅虽遐夷，愿臣属中国，而道径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凌。”明成祖谕设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使往赐冠带印章。不久，缅使来贡，因缅内部合二为一，故奏表只署缅甸，明朝政府遂称其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明亡于清。清顺治十八年，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统军入缅，索讨遁入缅甸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缅王交出明主，清军班师，双方未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
从明亡清兴以来，中缅之间中断了一百年的朝贡关系，终于由一位被清朝大学士蔑称为“无籍细民”的吴尚贤努力斡旋，而得到了第一次的恢复。
吴尚贤原系云南石屏州贫民，因欲谋生，于乾隆十年前往卡瓦（佤拉）部落的茂隆银厂采矿。卡瓦在“永昌、顺宁徼外”，“其地北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卡瓦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余里”。［2］茂隆厂山场周围六百余里，始采于明，矿工、厂主、商贾多系滇民。吴尚贤精明能干，善于开采经营，矿砂大旺，获银巨万，成为茂隆厂主，雇有工人数万。他又慷慨施财，长于交际，深得卡瓦部长蚌筑信任。吴尚贤胸怀大志，利用银厂资财，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垂名史册，因此力劝蚌筑，献厂纳课，归顺于清。蚌筑自称葫芦王，有世传铁印，“缅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华言大、小箐之长”，居木城草房，戴金叶帽，形状似盔，穿蟒衣，属下头人穿花衣服，俱跣足。部民则山居穴处，以布缠头，敝衣短袴，刀耕火种。蚌筑之弟兄叔侄蚌坎、幸猛、莽恩、莽闷等，“分掌地方”，“亦不属于缅酋”。［3］
此时缅甸内部纷争，又与邻近部落常动干戈，卡瓦西与缅甸的木邦相接，很易遭受缅军侵扰。在这样的动乱形势下，蚌筑听从了吴尚贤的劝说，“浼耿马土司罕世屏代察，称愿归顺”。他奏称：“境内茂隆厂，自前明开采时甚旺，厂民吴尚贤等议给山水租银，不敢受，请照内地厂例，抽课报税以作贡物。”［4］
卡瓦部长蚌筑的奏请，对云南总督张允随与乾隆皇帝来说，是一个很难处理但又应该解决的难题。历代封建王朝常对厂矿采取禁开的政策，原因之一是害怕厂矿聚集众多矿工后，容易滋生事端，违犯王法，甚至反抗官府，兴兵“作乱”。乾隆皇帝虽然不囿于旧制，从利国利民出发，在乾隆四年下诏允许民人开矿，多年的矿禁基本上被取消了，但这仅指直辖地区而言，对于边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单不会许民开矿，而且连出界至彼地皆予禁止，怕内地民人出边到“夷区”后惹事生非，或勾结该处部长，侵扰内地。因此，昊尚贤的劝说和蚌筑的奏请，在一般场合下，是很难被批准的。幸运的是，吴尚贤、蚌筑碰到的滇督和皇上，皆是富有开拓精神之人，其愿始能实现。
张允随，是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任过福建邵武知府。张非科班出身，康熙末年入赀捐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经总督鄂尔泰荐其“可大任”，连续升迁，雍正八年已任至云南巡抚，后继升云南总督、云贵总督，乾隆十五年入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允随久镇云南，“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革弊兴利，政绩卓著。他长期负责和管理云南铜厂，鼓励商民开采，使被认为需要废弃的旧厂重新兴旺，又开大龙、汤丹等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从而“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5］
张允随得到蚌筑的禀报后，认为这是有益之事，立即上疏，请允其禀。他奏称：“滇省永顺（即永昌、顺宁）东南檄外，有蛮名卡瓦，其地茂隆山厂，因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彼开采，矿砂大旺。该酋长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计每岁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为数过多，可否减半抽收。”［6］
议政王大臣审议张之奏疏时，提出了疑问，回复张允随说：“卡瓦远居徼外，吴尚贤越境开矿，似属违例”，并令张查明“有无内地民人前往蛮地滋事之处”，再行奏报。议政王大臣的倾向很明确，反对接受蚌筑纳厂归附的要求。
面对议政王大臣的强大压力和不准内地民人“潜越开矿”的威严禁令，张允随毫不动摇，再上长疏据理力争。他奏称：
“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至外夷虽产矿铜，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乐享其利。查定例止禁内地民人潜越开矿，而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不无彼此相需，是以向来商贾贸易，不在禁例，惟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行，贸易民人，或遇赀耗，欲归无计，不得不觅矿谋生，今在彼打□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其平常出入，莫不带有货物，故厂民与商贾无异，若概行禁止，此二三万人生计攸关。况内外各厂，百余年来，从无不靖，以夷境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亦属有益。今生蛮卡瓦葫芦酋长蚌筑，虽化外未通职贡，其献纳实出诚悃，请照孟连土司输纳募逎厂课减半赏收之例，准其减半报纳，仍将所收，以一半解纳，一半赏给该酋长。”［7］
张允随所说商人亏损转而采矿和“厂民与商贾无异”之辞，固然不够准确，这数万名矿工之中，多系贫无立锥之地的穷民，饮寒交迫，来此受雇，采挖矿砂，并不经商行贾，他们与商人相差悬殊，不能说二者没有差异。张之如此描述，不过是因“商贾贸易不在禁例”，以此证明民人亦可出边采矿而已。此说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张的基本论点一一允许蚌筑献厂纳贡利国利民，却是无懈可击的，阐述十分清楚，很有说服力。也许是议政王大臣
为张允随的精辟论证所折服，或者是他们揣摩到皇上的雄心壮志，容许另有其他原因，不管出于什么考虑，这次他们总算是改变了初衷，表示赞同督臣之议。他们复议此事时向乾隆帝奏称：“应如该督所请办理。至民人往来番地，巡防宜密，或有逃犯奸徒，私入外番厂地滋事，仍令该督严饬汛口官弁，实力稽查。”乾隆帝批准了这一建议。［8］
这一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茂隆厂地区直辖于清政府，卡瓦部落内属，清朝的领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吴尚贤、蚌筑、张允随和乾隆帝，对此事的成功，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缅王修贡 功臣吴尚贤含恨而死
吴尚贤促使卡瓦内属献厂纳课以后，被滇督张允随委派为茂隆厂课长。他乘势交结官绅，捐纳通判，并在原籍购买土地，一度成为货财数十万、田连阡陌、官居正六品的达官贵人和富翁。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吴尚贤又开始实行说缅入贡的计划。乾隆十三年缅王曾遣使至镇康土州，托土司刀闷鼎代请入贡，被云南督抚拒绝。十四年，吴尚贤带厂里的练兵一千二百余人前往缅甸，在镇康遇见请求入贡的缅使五人，令其前导，随至木邦，木邦首领派头人八十余人跟从。吴于所过土司地方，“皆有餽遗”。吴尚贤竭力劝说缅甸国王莽达拉朝贡清帝，莽达拉因属下土司纷纷叛乱，欲倚清为援，“遂从其言，具表来降”。［9］十五年七月，吴尚贤向云南督抚禀称：
“缅甸国王莽达拉情愿称臣纳贡，永作外藩。命工匠制造金银二鈚，篆刻表文；又造贴金宝塔，装载黄亭，毡缎缅布土物各色，驯象八只入贡。又贡皇太后驯象二只、毡缎缅布等物。差彼国大臣一员，头目四人，象奴夷众数十人出境过江，于四月已抵边界，请代奏。”［10］
云贵总督硕色、巡抚图尔炳阿令司道会议，布政使宫尔劝会集按察使及粮、盐、迤东、迤西四道商议，均认为不应允其入贡。巡抚图尔炳阿拒绝其议，将吴之禀词及缅王贡表上奏朝廷。其表文说：
“缅甸国王莽达拉谨奏：盛朝统御中外，九服承流，如日月经躔，阳春煦物，无有远近，群乐甄陶。至我皇上，德隆三极，道总百王，洋溢声名，万邦率服。缅甸近在边徼，河清海晏，物阜民和，知中国之有圣人，臣等愿充外藩。备物致贡，祈准起程，由滇赴京，仰觐天颜，钦聆谕旨。”［11］
乾隆帝同意了缅王的要求，派官员伴送贡使于十六年六月来到北京。二十五日，他在太和殿接受缅甸使臣朝贺，“凡筵宴赏赉一应接待事宜，俱照各国王贡使之例，以示绥怀”。［12］
中缅再次建立了正常的朝贡关系，是一件大事，本来会对双方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如果缅王莽达拉能够控制国内局势，言出令行，他就不会让属下土司率兵侵扰内附清政府的土司，如云南普洱府所辖猛阿、猛笼、猛腊、猛旺、九龙江、车里、倚邦、六困、猛遮、普笼、整董、猛乌、乌得等十三土司（俗称十三猛，又名十三版纳），中缅之间就有可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贸易有无，也就不会发生后面所述的四次战争。可惜的是，缅国内乱兴起，莽达拉为得楞部酋长俘获，沉江而死，使吴尚贤、莽达拉与乾隆帝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缅朝贡关系，被迫中断，令人遗憾的中缅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
与此同时，吴尚贤惨遭迫害。吴尚贤劝说葫芦王献厂归顺。
促进缅王遣使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