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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读MPA的中国学生中第一个来自非政府部门的——零点调查公司。初到哈佛，读MPA或MPP（公共政策硕士）的中国小同学最常问我的两个问题是：“你干嘛读MPA？”和“我们读MPA有什么用，干嘛不读MBA？”
部分哈佛同学合影
也许我是最适合读MPA的人之一了。1992年我离开国家司法部，创办零点调查，我当时的基本理念就是，中国的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而中国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地使用市场目光去考量。在前者，我认为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公共环境，才能理解中国的市场，因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研究必须充分地嵌入社会研究；在后者，我认为即使政府制定政策，其原理也应日渐趋近商业模式——充分考虑政策消费者或曰民众的感受与需要，争取获得公众的高满意度。因此，零点历久以来追求的市场细分特征非常明确——市场与社会文化的组合研究；而带给客户的管理理念也非常明确——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协调策略。
中国学生，有意返回中国工作即使有意从事企业管理，MPA仍然比MBA好。一则MPA少，是稀缺资源；二则MBA更重组织架构、行为模式、资源整合的规范化，但在中国，组织变革应与公共环境的进化相配合，在这个意义上，MPA更适合作为领导MBA的组织领导人。没有MPA的学生不爱听我这种判断的，也很少有MBA爱听这样的判断的，但是中国的组织领导人即便是私营企业领导人，要求有很强的政策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哈佛的MPA有很强的MBA性，因为肯尼迪学院（KSG）允许与鼓励学生通修哈佛商学院（HBS）的课，而且许多KSG的课程本身就是由HBS的教授教的。
但是如果没有梅森（Mason）项目，我的哈佛梦也许就永世难圆了。梅森项目是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人士的MPA学位项目，要求的入选资格是工作8～9年，在所在领域有卓越成就，托福已过600分——这差不多是哈佛惟一一个只要求托福分数的学位项目。我的哈佛梦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就曾计划报考哈佛法学院，也是为英语这一关吓退。1999年3月，梅森的面试人卡罗尔（Carol）女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听说梅森，第一次听说MPA；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可以资助我全额奖学金的香港新世界公司。面试对我来说很轻松，我介绍了我正在领导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区管理改革项目，我的构想及我们的成果，可能这是在中国第一个具规模的社区行动研究项目，卡罗尔听了很高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朋友李淑珊后来告诉我，卡罗尔告诉她，“袁简直就是天分的MPA”。我当然很爱听这种带点恭维的洋人的马屁话。不争气的是，我的托福一考570分，再考567分（要知道在KSG有那么好几位TOTEL、GRE、GMAT满分的野兽级的中国小MPP学生呢），比我平时自测分数还低。那段时间，周一、三、五傍晚我就去新东方上课，但不幸的是我只接受了一半的新东方考试规则，另一方面我顽强地坚持英语学习的其他固有收获：语感、逻辑等等，这大概是我不能得高分的主因吧。这一次，KSG依然格外开恩，由一名语言专家电话测试我半小时，请两名我的美国教授推荐人书面确认我的英语学习能力（可以达到听课和做作业的水平）没有问题就算过关了。坦率地说，直到后来做作业时，仍然偶有教授忍不住在我的作业上写下“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来批改你的英语的”，“我可不可以请你重新把用词和语法再Review”这样的批语。开始很伤心，后来也就习惯了。
梅森好啊，只要一年，要两三年耽误我的生意就大了。那一阵老盼中国暂时不加入WTO，虽然加入的风声很紧，在我的祈祷之下（千万别当真！），中国果然是在我毕业回国后才加入WTO的。其实我是1999年被录取的，之所以没有成行，就是因为放不下公司的那点生意，到了第二年调理得差不多了才上的路。还有梅森里面的老同志多，我35岁就算年轻的了，有青春感，同时也可受益于这帮已然在各国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物。对梅森的要求也是比较适宜我们生存的，因为我们的课几乎全部是选修课，基本上可以由着我们的爱好来选。虽然我们的学习压力很大，我差不多天天晚上作业做到两三点，但是心里踏实——有收获，也知道教授真的不会太为难我们这些老同志。用香港政务司司长、老梅森毕业生曾荫权的话说，“在这里考试得A很难，但要毕不了业更难”！
就这样，我连滚带爬地进了哈佛成了哈佛的学生，又连滚带爬地出了哈佛，成了哈佛的毕业生，而且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MPA毕业生。
（作者袁岳）
一 过关斩将：我的哈佛路半年考了三次托福
在我多年记者的生涯中，总是本着迎接挑战的精神，尝试在同业竞争中出类拔萃。对于外交记者而言，专访友邦总统，应该算是工作成绩单上的Ａ＋。因此，我悄悄立下目标、默默进行。
我透过各种想得到的管道，我找上了巴拿马驻台湾“大使”孟道撒，没想到他大力帮忙，促成我能专访巴雅达雷斯总统。专访完巴雅达雷斯总统，我和孟道撒成了莫逆之交，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哈佛人。
孟道撒是我所知全世界最骄傲的人。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都曾任巴拿马总统，而他自己在巴拿马则是很成功的职业律师。哈佛法律学位证明他有过人一等的头脑，再加上他的家庭背景高人一等，连他自己都承认，骄傲使他不容易交到朋友。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很微妙，我这位高傲的“大使”朋友却和我相当投缘。我们在台北几乎每星期固定在西华饭店二楼的法国餐厅用餐聊天。他告诉我圈中的趣事，而我则对他大吐工作上的苦水。我们的结论是，我要离开这个不愉快的环境，而方法就是进哈佛。
申请哈佛需要三封推荐信，据说这是申请条件中最关键的一项。哈佛是个有门户之见的学术机构，如果有哈佛校友的力荐，绝对是一大助力。而孟道撒“大使”自然大方允诺为我推荐。
其实，我对于申请入学并没有信心。我的大学成绩平平，托福考试必须花时间准备；但是长时间的工作令我没有时间去补习托福。我买了十数组模拟考题，利用工作中难得的休假日做试题。在学业上，我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补拙。
我曾经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问孟道撒“大使”：“就算我被哈佛录取了，我能念毕业吗？”
我对哈佛充满了憧憬与崇拜，对自己却充满疑虑。
孟道撒沉默半晌，空气中有十数秒的静默。
“可以的，因为你够坚持！”
申请哈佛的过程，的确需要一股持久的力量支撑。
我首先需要完成托福测验，才有余力进行其它项目。哈佛规定托福最少要有600分的成绩才能申请。我当年去加州念第一个硕士学位时，考的托福成绩早就过了时效，势必要重考。英文程度测验对我其实并不困难，只是担心在忙碌的工作中，是否还有余力抽空准备。我真希望能免去这道烦人的手续，于是算好时差，在台北时间半夜两点钟打电话到哈佛肯尼迪学院询问，接电话的是院长助理。
“我是黄宝慧，从台北打来。我想申请肯尼迪学院公共行政研究课程的入学许可。我已经有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的硕士学位，是否可以免去托福考试的成绩？”
“黄小姐，这个问题，我得询问入学评审委员会，现在无法回复你。”
至少还有希望，我算准了时间，隔天深夜再拨了通电话。
“很抱歉，黄小姐，按照规定，凡是非英语系国家的申请者，都必须考托福。”
“可是，我已经有一个美国大学研究所的硕士学位，难道这还不能证明我的英文能力？”
“很抱歉，根据入学申请规定，你还是必须有托福考试成绩。”
好了，这下我知道不能心存侥幸，非得花时间及心力准备了。
有很多情况事与愿违，因为人很难克服自己的惰性，总有借口允许自己因循怠惰。日子一天天过去，原本计划要完成的模拟测验，从来也没追上自己订的进度，眼看8月7日就有一次托福考试。应考前一天竟然还满心不在乎拖到三更半夜才就寝，隔天应试时头痛得力不从心。最可怕的是，这次考试还包括英文作文，我居然事先毫不知情，真混！头昏脑胀地考完试，发觉自己已经在台大考区拥挤的教室中坐了四个多钟头。真是一场智力、体力、意志力的大考验。
托福成绩要等两个月才有结果。等待是痛苦的，尤其是苦等之后得到的消息并不尽如人意。
我心跳加速，颤抖着拆开挂号寄来的托福成绩单，597分。天啊，差3分就可以过600分门槛了！真是又恼又恨，就差那3分，我还得再来一次！朋友一面安慰，一面又忍不住教训我：“你看，你毫无准备就能考597分，其实已经和600分没有差别，学校才不会为这区区3分而拒绝你。”
“不过你也真该定下心来，看看你，没有一刻静下来准备，这是给你的一次教训。”
教训就是再重新经历一次考试的磨难。我开始利用工作之余，按进度做仿真试题，休假日也休想玩耍，乖乖去补习班参加模拟考，感受一下现场气氛；当然，也焦虑、心虚地企盼哈佛不要为这3分拒绝我。
10月份的考试到来，这次我已较规律地按照进度执行“应考计划”，心里也较为踏实。
人算不如天算，考题比上次还难，真没想到，以我的英文程度竟然有四、五题阅读测验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