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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商税的弊政之一，即征税官吏的贪刻。从北宋开始，即有扣留商船，酷索百姓之事。南宋官吏苛取于民的事例，更是史不绝书。“其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私场，算及缗钱、 、米、菜菇、束薪之属。”“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博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更有甚者，连应试举子所带路费和自用物品，也加以拦截抑令交税。百姓将商税务视为法场。可见宋代商税的苛暴。
由于征税比额不断提高，加之官吏酷取于民，所以宋朝商税税额不断增加。北宋至道时（公元995—997年）每年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公元1021年）达八百四十万贯，以后各代，大体稳定在八百万贯上下。
六、市舶课
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至宋朝始进入兴盛阶段。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主管海上贸易，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秀州之华亭（今上海淞江县）、密州之板桥（今山东胶县）等沿海都市设立市舶司。
宋承唐制，将国内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统称之为市舶。宋朝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客旅，国家出资，设宴款待，如来华市舶少，或不来，则派吏出海招致。南宋尤其重视市舶。目的是“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朝对市舶实行统制政策。凡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或出海贸易的国内商舶，都必须经市舶司检查，同时对舶来商品实行垄断制度。即入港船只所载之货，先由市舶司征税，然后国家从中收买一部分商品，即抽买。征税、抽买之后，市舶司给以凭证，方许与民贸易。抽买的品种与数量随国内情况随时变动，至于出口商品的品种，有一定的限制，如铜钱，南宋时成为绝对禁止出口的物品。
宋朝对市舶的抽解和抽买，即市舶课，根据情况的不同，常行变动。
抽解是对舶来商品的征税，税率通常在十分之一左右，但有时达到十分之三四，而且，商品品种不同，税率亦有高低。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规定，“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解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
抽买亦称情买，即国家对舶来商品的强制征购。太平兴国中（公元976年）京师设置榷易院，后来为榷货务。抽买由市舶司负责，抽买的货物开始全部解运京师榷易院，国家根据需要情况或留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业作坊，或转售给商人，而获巨息。抽买的数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定，太宗时，抽买货物的一半，仁宗时，抽买货物的十分之三，南宋则往往抽买货物的十分之四。
除抽解、抽买之外，尚有禁榷之制。所谓禁榷，即只许官府收购，配给其值，绝对不准售与商人。禁榷之外的货物再行抽买。太平兴国初，对舶来商品全部实行禁榷。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始定八种禁榷货物，其余三十七种药品为非禁榷货物，非禁榷货物在抽解之后，国家抽买一部分，余者可任舶商与民贸易。
由于国家重视市舶，因而市舶发展很快。北宋时，贸易品种不过五种余种，南宋时已达三百余种，市舶课收入亦大增。绍兴七年皇帝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可见，市舶课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
七、杂 税
宋开国之初，一度废除若干杂税，事隔不久，这些废除的杂税便全部恢复了，于是，五代所有苛征杂敛之法，均被宋朝承袭，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杂税最多的朝代之一。其中，对人民扰害最大，国家收入较多的杂税有下列诸项：
（一）印契税：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开始征收印契钱。初，只有典卖房产田地输印契钱，徽宗宁三年（公元1104年），典卖牛畜也征契税，并规定典卖牛畜契纸、租税钞（凭证）、典卖田宅契纸，均由官府印造，用者除纳笔、墨、纸张工墨钱外，另收息钱助赡学用，收息不得过一倍。从契税负担来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规定，按典卖钱额为标准，每贯收契钱四十文；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浙江及福建等七路，每贯加增二十文，充经制移用，总共收钱不得过百文。南宋以后，契税更重，致有按民户物力科配的现象，名为预借契钱。
（二）经总制钱：经总制钱系经制钱与总制钱的合称。经制钱首创于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当时方腊起义方兴，东南军旅之费告急。两浙、江东发运经制使陈亨伯，请求淮、浙江湖、福建等七路，在卖酒、鬻糟、商税、牙税、契税、头子钱、楼店钱等七色税种既定税额的基础上，每贯增收二十文以充经制之用，叫做“经制钱”。这种税，以官名定税名，属地方附加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无名杂敛。经制钱不独立征课，而是在若干税种之上，略征附加税，然后归而为一。此税虽不直接课于百姓，而以商贾为课税主体，但商贾势必将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实质仍是对百姓的盘剥。行之不久，因其病民而罢。宋室南渡后，又恢复此税，并得到广泛推广，而且税率屡增，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
总制钱系仿经制钱而成。自经制钱实行后，卢宗厚亦按经制钱的方式税上征税，后翁彦国为总制使，亦仿其法增收少许，归为一目，也以官名税，称为总制钱。靖康初，一度废除。南宋恢复征收，而色目更广。经制钱与总制钱合并之后，每千文征收五十六文。北宋时每年约得二百万缗，南宋初只收百万缗，绍兴十六年以后，岁达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
（三）板帐钱：板帐钱系东南诸路港口供军征收的钱，《宋史》载：“以“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以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后来发展成为无孔不入的苛敛手段。“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
（四）月桩钱：月桩钱始于绍兴二年（1132年），当时韩世忠驻建康，需军饷，令漕臣以经制钱、上供钱等供应，漕臣愿动用所领之钱。于是以大军需用月饷为名，均摊各地，月饷的拨付，宋代称为月桩。均摊各地之大军月饷，本无名目，于是以用途名税，称“月桩钱”或“大军月桩钱”。 在两宋，这种既无固定数额，又无一定的征税对象，随时需用，随时摊派的杂税，各色极多，如曲引钱、纳醋钱、户长甲帖钱、卖纸钱、保正牌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更有甚者，诉讼不胜，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官吏恣意贪求，没有止境；民间受弊，不可胜言。
（五）和买：和买在唐后期即实行过，宋始于太宗。当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他建议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困乏之时，将国库之钱预贷给百姓，至夏秋冬输绢于官。这是和买绢的开始。和买成为统治者重利盘剥的手段，这时和买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为变相的赋税，其弊病主要有如下几点：
1强制抑配。国家和买，本应根据百姓的有无，负担能力的大小，分等和买，但在执行中，往往抑配于民，以收重息剥夺细民。
2给钱少、输绢多，不等价交换。百姓所得之钱甚少，而官府索取之钱甚多，刻剥甚于商人，如布，市价每匹千文，官府和买仅给四百文，与市价较之少给钱五分之三。
3和买之息过重。春贷钱于民，其息竟达五分。
4和买变折。和买应经绢偿还，但常常转折他物，如折收钱、麦等物，又称折帛钱。由于折变比例不合理，人民的负担往往加重许多倍。
5和买之外另加手续费。在和买时，又向百姓索取市例钱、头子钱、朱墨钱等不同名目的手续费，从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6名为和买，实为强夺。名义上是官府给钱和买帛绢，实际上往往不给钱而强取之。这种现象在北宋后期屡见不鲜。
这些手法根本没有宽恤之意，相反是一种变相掠夺。至南宋时，和买竟不给钱，而随两税输纳，这时，和买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田赋附加了。
（六）身丁钱：计丁输钱，称身丁钱，系五代税制的延续。宋制男年二十至六十为丁，南方各地均计丁课税。但各地征收的内容及数量不尽不致，有的课钱，有的课米。课征方法，多随二税带纳。
宋朝杂税无穷，上列数种，只是常见的几种，此外尚有上供钱，宋初“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其中无额上供即属额外摊派；免行钱，系指商行向官府纳钱，以取得不再承担和买义务之权利，这种购买特许权的钱，称免行钱。然而在实行中，官吏仍不免低价购买或不付钱而白拿；河渡钱，系指在坊场河渡津关之处，向过路行旅征收的钱；房屋税，“及潘美定湖南，计屋每间输绢丈三尺，谓之屋税”；“营田户给牛，岁输米四斛，牛死犹输，谓之枯骨税”；称提钱，指为稳定纸币币值所征收的钱，但多移作军费；竹木税，是对贩卖竹木所征收的杂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宋人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实际还有增加，所以，人民赋税负担日益沉重。
宋朝的工商税收及杂税也有减免之例，但由于统治者日益腐朽，减免的次数和额度都十分有限，既使减免也是慑于人民反抗，不得已而之，而且减免受益者，多是官僚、商贾，人民则得不到减免的实惠。
第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