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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售，以长盐价；当盐价每斤高于四十文时，则大量抛售，以平盐价。此法是刘晏盐法的继承和发展，因其类似常平仓，故称“常平盐”。
以上诸法皆属禁榷之法，其中蚕盐、两税盐钱、产盐三种，均有田赋附加性质，以后官府只征钱，不给盐，变成了真正的田赋附加。
（六）入中交引法：太宗雍熙时（公元984—987年），辽兵数犯河北，沿边州郡军需不足，因募商人输刍粟入边，叫做“入中”。商人入中后，官府给券（凭证），叫“交引”，商人凭“引到京师或东南盐场或陕西解州、安邑盐池领盐贩运。端拱时（公元988—989年）曾募商人输粟塞下，根据地里远近，优折其值而给文券，商人凭文券到京师取缗钱，或到江淮盐场领取茶、盐，此法又叫“折中”法。后因京师坐商经营“交引铺”，以买盐“引”为业，从中操纵，抑勒盐价，以求厚利，于是折中交引法遂废。
（七）钱盐法：真宗末年（公元1022年），为解决京师铜钱不足，召募商人入钱京师，然后到指定盐场领盐，按指定区域运贩，不得越界。因其目的在于流通货币，故称钱盐法。
（八）盐钞法：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太常博士范祥针对入中法的弊病，创行盐钞法。即令商人就边郡输钱四贯八百文，售一钞，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此法以产盐的多寡来定售钞的数量。使盐有定产，钞有定额，以免入中（折中）法虚估、浮发之弊，商人也不能侥幸取利，边郡之民免食贵盐，又可免除官卖法的兵民运盐之苦役，盐亦无囤积居奇或壅塞不通之弊，公私为便。盐钞法是我国票盐法之始。范祥死后，官府滥发盐钞，弊端百出，遂废而不行。
（九）引盐法：崇宁间（公元1102—1106年）蔡京执政，变票钞法为长引、短引法。此法以运盐远近和期限长短来确定引的长短。凡距离远，引期为一年者为长引；距离近，引期为一季者为短引。盐商买引之后，自己备办运输工具，贩卖于指定区域。为增加盐课收入，官吏以盐引销售多寡定秩品。官吏为多售盐引，强令百姓购买，民不胜其扰。此法是后世盐引法之滥殇。
（十）南宋赵开变盐法：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四川总领赵开变盐法，其法的基本精神是征收盐的附加税。如设置合同场，官卖盐引，并收引税钱，每年输钱二十五文；煮盐户按额煮盐，并纳土产税，土产税增添约九钱四分；所收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半，每引又另纳提勘税钱，其后又增贴输钱等等，此法主要行于四川。
总之，宋朝盐法，时有更易，扰民滋甚。
二、茶 课
宋代茶课，主要是实行专卖制度，只有川、陕、广东的茶允许百姓自由贸易，但这种贸易只能在境内进行，严禁出境。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实行禁榷法。沿江设置收茶的机构，名为“榷货务”。榷货务凡九处，后京城、建安、襄复州榷货务废置，仅剩六处。又在淮南六州设十三场，六州采茶之民归其统属。官府先付钱给园户，称作本钱，待新茶上市，输茶于官。园户输租之外，量茶征税，如果园户愿以茶缴税，听其自便。这种以茶折税，称作折茶税。江南各地之茶，亦到山场输租折税。所收之茶，由官府趸售给茶商，此即为禁榷法，亦作公卖法。
雍熙之后，因多次用兵于辽，军队馈饷，于是实行“交引法”。令商人入刍粟于塞下，根据运输距离的远近，按市价优折其值，授以“要券”，叫做“交引”，商人凭引到京师给付缗钱，到江淮领茶及盐。端拱二年，又行折中法，到京师置折中仓，召商输粟京师，优其值，给江淮茶、盐。
禁榷之法实行之后，出现了很多弊病，主要是茶质低劣，以致腐败不可食；官吏掊刻百姓，致使园户弃茶逃亡，官府收利微薄，商人尽获其利，致私茶泛滥，影响国家收入。官、私均感不便。嘉 初（公元1056—1057年）行通商法，允许商人与园户私自交易，只是园户交租钱，以偿边塞籴粮之费。行此法疏利源而宽民力。自此除闽茶外，均行通商，直至蔡京易法。徽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为搜刮钱财以实中都，乃复禁榷法，创行引茶法。由官储给园户本钱，置场种茶、制茶，官尽为收买。中都设都茶场，印茶引，茶商赴官纳钱请引，领引后，凭引到茶场买茶。此法专以刻剥百姓为务，因而茶课剧增。南宋沿用此法。
茶马法也是禁榷法的一种，其制由国家设茶马司，将所收之茶，与少数民族换马。南宋时此法最盛，乾道初（公元1165年），川秦八场，以茶易马九千余匹；淳熙（公元1174—1189年）间，以茶易马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
宋朝茶课收入在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收课额，与盐课相埒。宋初，每年仅收入仅数万缗至数十万缗，至蔡京变茶法后，每年净收入最高可达四百余万贯，南宋时茶课每年净收入亦在二百七十万贯上下。
三、酒 课
宋朝酒课制度有三种：（1）城内置务，官府酿造酤卖；（2）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而卖与人民酿造；（3）县镇乡闾则人民自酿，官府征税，如有剩余，经官府批准，亦可出售。前二种属官榷（即专卖）制，第三种属征税制。
宋朝榷酒制度各地实行时间和实施办法不尽一致。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九月，始榷吴越酒酤。由官府置局酿造，并支付柴薪之费、吏工俸料。结果国家支出甚多，收入无几；且主管官吏为多取盈羡，不遵酿造之法，致使酒的质量低劣，又常抑配于民，酒课按榷酤岁课附于两税征收。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改变官酿酤酒之法，而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如酒课达不到规定的数额，由酿者补偿。其后应募者少，还是多由官酿。宋代酒课课额有定数，淳化元年（公元990年）规定酒课依三年间的平均数为额，但统治者认为遗利未尽，不断增加酒课，致使酒课日益加重。
南宋酒政之弊，始于赵开变酒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赵开总领四川财赋，从成都开始，罢除官府出资酿酒酤卖之法，而在原来办买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持，民以米入官自酿，每户纳钱三十文，头子钱二十二文，此法称隔槽法。次年即普行于四川四路，凡置官槽四百所。这种方法初行时，尚于民无大害，但国课减少，官吏则强令百姓酿造，甚至规定月额，不论是否酿造，强制征收酿造钱。四川酒课因此而大增（由一百四十万缗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
宋代三京实行官卖酒曲之制。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诏令在京酒户赊买曲货，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以三年为期，三年满日再以购曲货多者承替。
宋代酒课除正税之外，还有附加。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闰九月，初收“盐酒课利钱”，每年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余贯，上供京师，酒课上供自此为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令官务酒课每升添一文，叫做熙宁添酒钱。嗣后添酒钱不断增加，至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年），上等酒升增二十文，下等酒增十八文，称为建炎添酒钱。在加重征收的情况下，国家税收虽增，人民却不堪忍受。
四、矿 课
宋朝的矿产品有金、银、铜、铅、锡、水银、朱砂、矾等品类。宋初坑冶场凡二百零一，治平时（公元1064—1066年）为二百七十一，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为一千一百七十六。矿课皆以实物缴纳。课额无定准，金课以皇 时收入最多，达一万五千余两，银课以天禧年间收入最多，达八十三万余两；铜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一千四百六十余万斤；铁课以治平年间收入最多，达八百二十四万余斤，铅课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九百二十万斤；锡课也以元丰年间收入最多，达二百三十余万斤；水银年课在二、三千斤之间，朱砂天禧时，年课达五千斤。
宋朝对矿课控制较松，因为坑冶兴废无常，课额不足，扰民至甚而国家受益不多。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矿课为额由百姓承买（即扑买），然后申卖于官，并禁民间私相贸易。但官卖法弊病不少，钦宗时以矿课扰民，重新整理矿政，尽罢扰民之举。宋室南渡后，矿政渐废弛。
五、商 税
宋朝开国之初，统治者以五代赋税苛重，百姓积怨至深，所以实行轻税政策。太祖时曾多次下令，“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 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又“除广南旧无名配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七月，“减广南无名率钱。”“八月乙酉，罢成都府伪蜀嫁装税。”等等。宋朝商税的征收机构是“务”，各地州、县皆置务设官，行者携带货物，征收“过税”，税率为百分之二，居者买卖货物，征收“住税”，税率为百分之三。商税轻税政策，加速了商货流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自太宗淳化以后，商税税制渐有改变，税额亦有增加。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实行商税定额制，每州各以本州端拱元年（公元998年）——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间税额最高的年份的实收额作为定额，即“比额”。此后又以五年之中的平均数为定额。南宋后定额任意加增，于是失去定额意义。
神宗熙宁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加之军旅之费屡增，为满足财政的需要，便大肆增加赋税，商税额外课征也逐渐增多，先有市易钱，以供“务”吏俸禄，又有对商运五谷所征的力胜税。
哲宗元 八年（公元1093年），从苏轼奏请，暂免商人入京粜粮的力胜税。宣宗政和时（公元1111年—1117年），额外征收“一分增收税钱”，嗣后，又有三分或五分增税钱，称“三、五分增收税钱”，最高时达“七分曾收税钱”。宋室南渡之初，曾对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