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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徵〃中国既安，四勇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よう，是吴音；京畿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s）。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直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宇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迦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槃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泽，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宇，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n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l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五、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別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倣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