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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把民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所谓民主风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 M。 Butler）说：“当一名绅士的难处之一是，你不被允许粗暴的主张自己的权利。”（One of the embarrassments of being a gentleman is tha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be violent in asserting your rights。）英美式民主政治，不论议会问政也好、抗议游行也罢，都不时兴粗暴。政治立场，尽管坚定；但表达这种立场，却“其争也君子”。
在台湾，四十年的蹉跎，失掉了建立民主橱窗的好机会。民进党一出道，攻击国民党不民主，我有同感；但民进党的民主又在哪里，也令人着急。民进党内部结构上如何不民主，姑且不谈它；外在表现上的粗暴，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论在议会论政或在马路上抗议游行，都是一派粗暴，这就太没水准了。
汪精卫曾悍然对青年党说：国民党的天下是自己打来的，你们不满意，去革命好了。民进党如性好粗暴，不如去革命，不必假民主之名养成许多非民主的坏习惯，这样荒腔走板，没把国民党搞垮，却先把民主搞垮了。张鸿学批评朱高正，说：“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废言，这话说得真不错。民进党的最大悲哀是，它有机会建立民主橱窗，却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一切弄得不伦不类，却还懵然不知，洋洋自得。
所谓民主风度，并不是事事要靠成文的规范来的，相反的，而是照许许多多不成文的规范来的。陈水扁是优秀的法律学者，他当然知道：人间的许多规范是不在话下的，法律学者对某些法律，不崇尚“列举权力说”（Theory of Enumerated Powers），而崇尚“隐含权力说”（Theory of Implied Powers），他们认为，这种包含由习惯（customs）、惯例（practices）、常规（maxims or precepts），以及其他社会制约的许多非法律项目，其实也隐含在法律精神里。所以，事事用明文法律来规定，是没有必要的。换句话说，法律精神的维系，乃在于荀子所谓的“约定俗成”，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
民主议会里应有的规范，陈水扁当然清楚，清楚却有破格的、没风度的举止，当然是从坏榜样学来的。
坏榜样可太多了，但是以未曾规范做借口，擅行破坏议会规格，显然是由朱高正、林正杰之流作俑的。两年前，在林正杰还没当选立委前，就先朝“立法院”这么干了。林正杰率众到“立法院”旁听，可是个个身穿“抗议的衣服”，大闹会场。同时民进党的朱高正在旁助威，认为：“旁听人穿着有标语的衣服进入议场，那是他们的表现自由。”但是，主席反问了一句：“假使有人在身上贴有‘我要进来打朱高正’的条子，警卫是不是能让他进来？当然不能，所以有些事情希能自我反省一下。”可悲的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一样，是疏于自我反省的。林正杰以一副被迫害狂的激越之情，大喊“立法院”会议旁听规则并没规定不可以身上贴字进场，为什么不能贴字？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旁听规则中也没规定不可以当众小便，是不是照民进党逻辑，也可以在旁听席上尿一下呢？——对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这样子事事要枚举规定，列入规则，岂是讲理的人干的事？
东海大学教授徐道邻说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参观某一行政机关，看见厕所墙上悬着‘×××厕所使用规则’，内容有六七条，最后一条是：‘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他们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个规则，似乎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本规则如无未尽事宜，得不修改之’。”规则观念泛滥至此，正是民进党诸公大脑的构造，真不知林正杰在东海大学的政治学是怎么学的。
陈水扁以他湛深的法学修养，本可做一位从容而犀利的“立法委员”，但他的缺点是犀利有余，从容不足，问政态度，失之紧张严肃，走火入魔以后，必然沦为朱高正以下的动作，这是很可惜的。我希望他知过必改，为人立下台湾人还是有民主风度的印象，使人知道台湾人不全是没教养的，这才好。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部分第18节：学者不可曲学阿世阿“阿扁”
李敖
民进党立委陈水扁在“立法院”没有民主风度、撕书掷向国民党“行政院长”郝柏村事件发生后，与记者问答如下：记者问：“能否谈谈你当天举动的用意？”陈水扁答：“自从郝柏村组阁以来，往往凭着他一个人的意识行事，政策多次出尔反尔，已造成民主宪政的严重危机，这种现象必须予以凸显，使其不得再因人而异，而应制度化，依法行政才对。”记者问：“当天的举动有经过事先设计吗？”陈水扁答：“没有！你看连当时要在计划书上写退票二字，还向台下同僚借笔，只是因为六年‘国建计划’人治色彩太浓，以北宜高速公路来说，为什么郭婉容要说谎？执政党增额立委私下也反对缓建，面对郝柏村时又没声音？有多位宜兰选民都说，他们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似的，对郝柏村不以为然的态度，选民反弹激烈，因此问题必须要有所表示和凸显，我选择在郝柏村面前撕毁计划书，用意在此，但后来因赵振鹏把我架开，我总不能再把退票、撕毁的东西放回口袋吧？只好向郝柏村抛回去。”记者问：“没见到你这么生气过，和郝柏村个人有关吗？”陈水扁答：“这不是意气之争，我只想导正郝柏村，促其尊重制度，一切以民主、法制为依归。”
在刊出陈水扁的答话同时，报上又登出“学者看‘阿扁’掷书”专栏，又有学者发表谈话。“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员、澄社社员瞿海源说：“‘行政院’完全是无理取闹，郝柏村不顾民意，自以为是，完全是军人霸气的表现。陈水扁采取的只是一个小动作，蚂蚁撼树，也没什么用。”台大历史系教授、澄社社员张忠栋说：“陈水扁的动作也许不礼貌，但是像陈水扁这样算是正派、规矩的‘立法委员’，都会在‘立法院’做出激烈动作，值得思考。执政者不好好讲道理，这种‘不理性’的动作将来还会再有，要叫民进党理性，执政党和郝柏村自己要先讲理，不能单方面指责别人，自己却一意孤行，而且始终不肯把道理讲清楚。”师大教授、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玉体说：“‘国家建设计划’轻易的由‘行政院长’决定建不建，‘国会’议员因此反应做出扔碎纸的动作，并不是很过分，而且陈水扁又没有侵犯到他，对郝柏村没造成什么伤害，不致送纪律委员会的程度。”
对上面陈水扁和瞿海源、张忠栋、林玉体诸位这些理由，我认为是站不住的。因为这一事件的关键，不在国民党郝柏村如何王八蛋，而在反对者自己是否也要做王八蛋。国民党郝柏村的王八蛋，即如他们各位所描绘的，一一属实，又怎么样？国民党他们是王八蛋，早已不是新闻，但是，因为国民党他们是王八蛋，反对者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以破坏制度的方法，“促其尊重制度”么？就可以破坏民主法制的方法，“促其……一切以民主、法制为依归”么？陈水扁的行为，不论是学者所辩称的“只是一个小动作”也好、“也许不礼貌”也罢、“并不是很过分”也成，揆于文明国家的议会来，总是丢人现眼的吧？总是人家所无而“台湾第一”的吧？这种学者不知道人以正，反倒曲学阿世来阿“阿扁”，治学治到这种媚世的水平，我们是不敢领教的！
陈水扁事件，在我看来，比国民党郝柏村的王八蛋行为更重要。因为这事件涉及政治上最基本的关键——目的与手段的问题。在政治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今天我们所有悲剧的乱源。今天的反对者，乃至护航的学者，如果也以不择手段为表率，则是自我堕落的开始，是绝对要不得的。
在政治上，国民党最擅长用不择手段的方法，导致在国民党统治下长大的人，会相信“以矛攻盾的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乃至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共”的方法。……其实这都是不光明正大的左道旁门的方法，即使提出这种方法的人“动机”很好，也无用处。我们必须知道：
一、目的正当，并非就是手段的正当；
二、正当的目的并不能使不正当的手段变成正当；
三、不正当的手段影响正当的目的；
四、所谓“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谬误的。
早在三十八年前，《自由中国》杂志就有文章译出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诗句，告诉我们：
不要给我目的而不告以手段，
目的与手段是交织得不可分的。
因而，这方面变了，那方面也要变，
不同的途径引你走到可见的不同的终点。
正因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如此明确、如此重要，所以，一旦反对者自己，居然尽弃所学，犯了比鸡毛蒜皮的事更重要的错误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表示严重关切了。
亚历山大大帝不肯夜袭敌人，理由是他要堂堂正正的赢取对方，不愿意窃取胜利。我特写此文，要求我的朋友陈水扁永葆素志，不要再犯错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
第二部分第19节：陈水扁与“单向直航”
一、“单向直航”去你娘
陈水扁又端出一厢情愿的大陆政策了，这回竟是“有条件的开放三通”，所谓条件，是“单向直航”。这一怪论，连一向一说就错的国民党文宣教头丁远超都忍不住说对了，他说：“陈水扁所谓的‘我方直航，营利共享’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岸政策无法单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