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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目击证人却突然失踪了。她没有在约定好的地点与我和莫里斯碰面，电话也没人接，也不住在阿卡罗迪的公寓里了。她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了原因何在。
“目击女证人看到的面孔，赌博调查工作未公开的新进展。”
麦可柯米克旗下的《芝加哥论坛报》用两行86号的大字，在八栏式报纸的新闻标题中宣称他们找到了伯妮斯。
威金斯，吉尔伯特和《华盛顿邮报》的每个人都要气疯了。我和莫里斯因疏忽而受到指责，这暂时是最轻的处罚，也许后续还有其他后续的处罚措施。我们被问到，与伯妮斯•；富兰克林之间有没有工作以外的其他联系。谢天谢地，我和莫里斯都没有。于是我们担负起新的任务，赶出城市新闻编辑室去争取把她找回来，让她把内幕重新告诉给《华盛顿邮报》的读者。我们找遍整个城市，找遍了她可能出现的所有地方，但是却一无所获。她不在民众药店，阿卡罗迪也不在报亭。华盛顿的警察都支持《芝加哥论坛报》，憎恶《华盛顿邮报》。我们在她常出现的街区上班族俱乐部徘徊，仍然没能发现她的踪影。最后，中央情报局找到了她。我们说了一大堆好话，让她回到格雷厄姆办公室的德薇•；菲舍尔那里去。伯妮斯•；富兰克林信誓旦旦地说她确实更喜欢我们。但我们除了请她吃过几顿晚饭，没付过她任何钱。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她告诉我们《芝加哥论坛报》确实给了她更多好处。不管怎样，这个难关算是渡过去了。威金斯微笑着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去。伯妮斯的证词使被告在法庭质询时服罪了。我们的工作又走上了正轨。
在《华盛顿邮报》最初半年里，有一次，普利策奖获得者、邮报驻白宫记者埃迪•；弗利亚德（我叫他“弗利亚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作为他的客人，造访白宫，最好是在星期六。我在那天早上赴邀，心里又兴奋又紧张。我从没进过白宫，也从没近距离地见过总统。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总统，但只是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他一眼。1944年10月的波士顿后湾区寒冷有雾，天气很不好。当时我正在休假，在塞班岛经历了近海岸战斗之后，菲利普号驱逐舰有一定程度的损坏，正在奥克兰接受检修。总统先生恰好在波士顿进行他第四个任期的竞选活动。当时他坐在轮椅里，从卧铺车厢里被人抬到月台上。我还记得，当时自己看到他残疾状况如此严重时，心里感到非常震惊。像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我从没见过他在轮椅中的样子。他的上半身不雅观地斜向一侧。虽然距离太远，看得并不真切，但还是能看出他脸色发灰。5个多月以后，他便辞世了。
在白宫里，弗利亚德先生和我慢慢走过办公区的一个个房间。从每个人匆忙的脚步中可以明显看出，这里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很明显，总统要接见由法国参议院议长加斯顿•；蒙维尔率领的法国政府高官代表团。问题是没人能找到翻译。突然，我听见弗利亚德告诉一个人说：“这位年轻的布莱得利先生会讲法语。”于是那人问我是否可以做杜鲁门总统的翻译。能，但更为确定的是，我肯定会做的。一不做，二不休，我想法国的政治家可能也会说点英语。确定杜鲁门总统身边没有人懂法语，我就有了信心。我做到了，值得庆幸的是，不到15分钟会谈就结束了，我们就出来了。
事实上我的确很幸运，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间内，完成了正确的任务。幸运女神一直在陪伴着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4）
1949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幸运女神再次垂青于我。走出贝辛餐厅，我抬头看第14大街的威拉德饭店，发现一名士兵爬过9层的围栏，双手在背后抓着栏杆，慢慢准备从三十多米高的地方跳下。下面是第14大街与宾西法尼亚大道的交汇处的繁华地段，往西走两个街区就是白宫，往东走半个街区就是华盛顿邮政大楼了。容不得多想，我赶紧跨过铁栏，跑过第14大街，冲进饭店。幸运女神一直眷顾着我。电梯停下的时候，我看见走廊的尽头开着一扇窗。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我爬到楼体与护栏之间的壁架上，向西一步一步地向这个打算轻身的士兵爬了30多米，这个士兵是伯灵空军基地19岁的一等兵保罗•；J•；麦克多夫。我这一次身上带着纸和铅笔。靠近他的时候，转角的窗户内传来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在跟他对话。我看见警察在他楼上一层，正准备用绳子套住他。我没学过速记，但这一次却用每一片纸记下了富有戏剧性的整个谈话。
“麦克多夫，咱们谈谈吧，有好多可谈的……和我聊两分钟吧。就这样……先别跳。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孩子，别跳……这里多高啊……你母亲现在该有多担心啊。我没有妈妈了，要是她还在，世上任何事都不能让我伤害她。”这是警官L•；A•；华莱士的声音。
突然，另一个蹲伏在栏杆下的警察突然跳了出来，右臂搂住麦克多夫，把他扭过护栏，按倒在安全的地方。9层楼下的人群发出阵阵欢呼。
我从两脚宽的壁架爬回窗口，知道自己挖到了条大新闻，根本都无法停不下来想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有多傻。我可能会摔下去，或给警察引来他们根本不想处理的新麻烦，要是警察选取了我这条道从背后靠近麦克多夫的话，就会发现我夹在了他们和目标之间，影响了救援工作。好在他们没有，窗户还开着。我有了可以上头版的新闻。休伊•；米勒是《华盛顿邮报》富有传奇色彩的图片总编，说他富有“传奇色彩”，是因为他很吝啬，每次只给摄影师几张35毫米的胶片，而不是一整卷胶卷。这一次，他仅仅花了一张胶片，从邮政大楼顶上抓拍了一个快照，却要占到头版三十五厘米左右长、四栏宽的一大块版面。只有我才能分辨出护栏后蹲着的那个身影。
1949年6月，我和杰克•；伦敦（与著名小说家同名）共同报道了安纳克斯蒂亚的种族暴乱事件。在那段时间里，杰克•；伦敦白天去法学院上课，晚上给《华盛顿邮报》干活。尽管我和杰克•；伦敦不愿意，但是当时《华盛顿邮报》还是没有引用“种族暴乱”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局势，而是称之为“事件”，“混乱”或“示威”。冲突的起因是由于争论谁可以在公共泳池游泳这个问题而引起的。哥伦比亚区的6个泳池都是归联邦政府内政部管理的，3个只对白人开放，3个只对黑人开放（包括安纳克斯蒂亚的那个泳池）。这是我首次接触真正的种族隔离。在华盛顿，无论种族是否与内容密切相关，《华盛顿星报》和《华盛顿新闻报》仍然使用“有色人种”这个词来形容黑人。而《华盛顿邮报》的规定是：若非出于新闻可懂性的需要，不得描述一个人的种族。必要时，我们会用“黑人”一词，当时还没有创造出“非洲裔美国人”这个词来，否则我们也会选用后者。
一群年轻的、来自费城和纽约的亨利•；华莱士左翼激进派的支持者认为，消除华盛顿泳池的隔离是这个夏季值得炒作的热点。因此，在6月份的最后两周，尽管天气炎热难耐，但是他们和住在拖车上的黑人男孩的身影一同出现。有一次，6个黑人男孩得以短暂进入一个白人游泳池，但却被55个白人连嘘带泼地赶了出来。救生员因为害怕引起很大的骚乱难以驾驭，所以都请假离开了。人群越聚越多，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各家报纸对此事都感到极度恐慌，害怕一旦说出真相就会立即引发暴乱，而且还会让报社的荣誉和名声受损。
直到20世纪，华盛顿还存在种族隔离的状况。餐馆拒绝为黑人服务是合法的，通常餐馆也会这么做。即使在罗斯•；威金斯和本•；吉尔伯特这样颇具争议的先锋的领导下，《华盛顿邮报》也极少关注黑人社区的状况，更别提其他媒体了，有关黑人的事件往往也不会予以报道。记得我刚工作不久时，听到警方电台在描述一桩犯罪案件，我就问晚间新闻主编用不用跟进报道。他回答说：“不用，那是黑人的事。”一位获奖的摄影师曾经展示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在他身后的黑人，刚刚冲向电车自杀，背景就是市政厅大楼的屋顶。报社对这名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于繁华的宾西法尼亚大道上的黑人没做任何报道。
6月28日下午3点，警方电台广播说在安纳克斯蒂亚发生了暴乱，我和杰克•；伦敦飞速赶往现场进行报道。接下来的6小时中，我们目睹了黑人和白人在泳池附近进行的激战。数量不断增加的警察却在几片人群的空当处巡视。双方都带上了自制的棍棒，有些上面还有突起的钉子。一波一波的白人不时冲出人群，去追赶那些支持消除泳池隔离制度的白人，或者围攻黑人；黑人则对可以找到的离群的白人紧追不舍。总计有400人参与了这次暴乱，黑人白人各占一半。至少20名警察在暴乱人群之中努力劝阻，还有更多的警察做好了准备随时听后调遣。
杰克•；伦敦和我跑到每一群人当中去，向战地记者那样与暴乱零距离地接触。我们每半小时给报社的本地新闻主编和改写编辑们打一次电话，汇报情况。夜幕降临时，人群才渐渐散开，我们回到办公室，知道得到了第一手的新闻，而且内容还非常翔实。在计程车上，我们想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我们为报业工作，因为我们的文章至少能成为晨版的焦点。
晨版一印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份阅读。令人简直难以置信的是，种族暴乱的新闻竟然不在头版上！整个头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