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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旁，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影院、拉斐德公园和其他很多地方。他们挥舞着警棍，直到有人也拿棍子向他们挥回来，然后是一阵嘈杂的巨响，原来是一些放荡的拉客者被拘捕了。通常，警员会带过来一些哭丧着脸的要犯，也可能是为某位议员或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而编辑只是想探知里面的新闻故事。
在那些日子里，发行部门对我十分青睐。第一是因为发行量不足，大概只有160000份（有些专家还说“这个数据有水分”）。第二是因为晨版要求前一天晚上确定八栏式报纸的标题，以便在去影院的观众中吸引买者。发行部的主管哈里•；格拉德斯坦每晚6点会来城市新闻部，踱步到我桌前，看看我在写些什么破烂新闻，然后在新闻讨论会开始之前，走到罗斯•；威金斯跟前对他说：“布莱得利在拉斐德公园挖到一条新闻，有个盲人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对新闻敏感性的训练还远远不够。晨版中八栏式标题里的内容，在后来发行的版面中可能就精炼成了几段话。头条新闻篇幅的大小是出于主编对新闻重要性的判断，而非对街头报纸销售量的考虑。
报道市法院的好处在于每天可以发三到四条新闻，从中我学会了如何将文章写得紧凑，并写出文采。不像今天，当时的主编对署名十分小气。我们要从稿纸的底部几厘米处开始写新闻，要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主编来写标题。我们都成了给标题和署名留出足够空间的老手，但是署名很小且相隔甚远。
市法院这段经历的最大收获在我第一天四处张望，想找人一同吃午餐的时候降临了。一位长得高大健壮、留着卷发、露齿而笑的男子站在人群中，就像一位传教士站在一群小偷中一样。这个人就是爱德华•；本尼特•；威廉姆斯。给一家大的律师事务所打了多年赔偿官司后，那是他第一天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法律业务。我们在一家便宜地餐馆吃了午饭，漫无目的地闲聊，说起了新罕布什尔，因为他太太家在那里有幢避暑别墅。我们还聊了些位于纽约第5大街的美国律师协会，它的名声并不算太好，那是很多刑法律师的非正式组织，这些律师往往非常呆板无趣。要不是真的遇到麻烦了，人们不会去找他们。不过，他们认识警察、法官助理和法官……于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发生了。日后，我和爱德华•；威廉姆斯成了一辈子最亲密的伙伴。
我们社交圈中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三十多岁的夫妇，不靠父母帮助，没有多少经济来源，而且自己带着孩子。例如，玛丽和威斯塔•；詹尼斯夫妇，威斯塔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列比和汤姆•；温斯普夫妇，汤姆为马萨诸塞州议员列夫•；沙敦斯托工作；苏和尼克•；尼可洛里克夫妇，尼克在亚伯•；福塔斯律师事务所工作；史考蒂和杰克•；拉那翰夫妇，史考蒂是F•；斯考特•；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她丈夫杰克•；拉那翰也是位律师；汤尼和斯图亚特•；彼特曼夫妇，斯图亚特也是位律师。我这些朋友中的男性大都在政府、法律或新闻机构的低层工作。我们晚上往往会每家带上一道菜，或是三块钱一加仑的阿尔马登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带着各自的孩子在一起吃饭。我们都有一份自认为还算有意思的工作。正如菲尔•；格雷厄姆所说的那样，二战使昏昏欲睡的南方城镇成为了自由之都。我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件。我们对自己，对彼此都充满了信心，相信我们将会有所建树，并能够享受这个过程，尽管这种自信在半个世纪后差不多已消失殆尽。
我们都彼此介绍各自认识的要人。我们认识沃尔特•；利普曼夫妇。初到华盛顿时，他们夫妇每年会三四次邀请我和琼去参加他们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举办的鸡尾酒会非常有名，这可是我们隐藏的财富。在酒会上，可以和上过头版以及就要上头版的人们交谈。当他们看到《华盛顿邮报》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竟出入如此高规格的酒会，都感到惊诧不已。李普曼每年会来我家吃一两次饭，我们一群人就坐在地板上（有洛丽•；埃文斯、菲尔•；格耶林和鲍勃•；李），我们会问他关于国际国内事件的问题，希望听他结合自己渊博的知识，并从历史的观点来分析这些问题。李普曼是当时的明星记者，也是一位出色的老师，还是哲学家圣达亚娜的学生。李普曼还是豪斯上校的大弟子，一战后，豪斯上校是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事务以及巴黎和会中的主要智囊人物。只有少数几家报纸聘得起像他这样有极丰富专业背景的记者。在整个华盛顿，乃至在大多数报纸阅读者眼中，他就是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威。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3）
另一个分享要人的夜晚，是在尼克和苏•；尼可洛里克在贝斯塔的家中度过的。尼克是南斯拉夫人的第二代后裔，在大名鼎鼎的阿诺德…福塔斯…波特律师事务所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尼克曾因写了一篇阐述鱼雷快艇在太平洋海战中作用的文章，而上了《生活》杂志的封面。尼克认识的大人物就是美国国务院的远东及亚洲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当时，乔•；麦卡锡经常给他扣上共产主义者或同情共产主义分子的帽子，并在报纸头版上予以抨击。拉铁摩尔是亚伯•；福塔斯律师的客户，而尼克亚伯•；福塔斯青睐的一名律师助理。那天晚上，拉铁摩尔带来了一位穿着飘逸长袍，看上去像达赖喇嘛或喇嘛表亲的蒙古祭司（编辑老师请注意这些文字，我是完全按照原文的意思处理的，但是里面有达赖喇嘛的字眼）。不管怎样，我们为他们两个准备好了一大堆问题，还有山地红葡萄酒。当汤姆•；温斯普问达赖喇嘛（或是他的表亲）能不能为大家演唱一首蒙古歌曲的时候，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酒驱散了令人窒息的压抑，他突然引吭高歌，为大家唱起了一首如泣如诉的亚洲歌曲。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满足地陶醉在歌声之中。令我们更为震惊的是，一向五音不全的汤姆却告诉蒙古祭司应该学唱几首美国歌曲，所以他唱起了哈佛大学的校歌《美哉哈佛》中的几句，还让蒙古祭司跟着唱，蒙古祭司竟然真的跟着唱了起来。
拉铁摩尔是有名的中国通，这样的中国通往往都是美国传教士的孩子，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现在，麦卡锡等人谴责因为他们而丢掉了中国。一些人已经被赶出城，拉铁摩尔也不愿谈论自己的困境，不过他内心确实很苦闷，即使在他的蒙古朋友唱《美哉哈佛》的时候，嘴唇都没有动一下。
1949年夏天，我结束了在市法院的工作，开始做综合性的采访。这是报社里最好的报道任务了，因为在一天结束之前，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还得做什么事。我仍在关注身陷麻烦的人们，其中有些人在受审，有些在通往法院的路上。阿克西斯•；萨利，一个态度冷淡的缅因州人，在去往柏林的路上，向盟军广播纳粹的宣传材料。朱迪斯•；科普伦，一个司法部的低级雇员，爱上了苏联间谍瓦伦丁•；古比契夫，并时常向他泄漏一些机密。伯妮斯•；富兰克林是位于托马斯广场附近的民众药店售货员，她长着一头红发，心地善良，还是政府一次重大反赌博行动中的重要目击者。
伯妮斯自己有6个孩子，但都被华盛顿不同人家收养。尽管如此，她依然保持着乐天的心态，依然楚楚动人。我见到她时，她正与瘸腿的报摊主蒂尔•；阿卡罗迪相恋。就在某天午夜后，伯妮斯从药店的窗户向外张望，看见两名警探正把她的男朋友打得昏迷，把他丢在过道上不省人事。伯妮斯知道阿卡罗迪以卖彩票和赌马作为兼职，也知道他得向警察交保护费才能在当地干活，但她还是受不了这件事。有一次，她下班后就去联邦调查局向汤尼•；赖斯和丹尼尔•；奥康诺两个探员报告了这件事。费比斯一家犹豫了一个星期，琢磨这件事能不能引起J•；埃德加•；胡佛的兴趣，最终还是来到了《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室求助。
罗斯•；威金斯就在他身边。这个案子可以一劳永逸地打击赌徒，还可以使《华盛顿邮报》的对头，警察局长罗伯特•；巴雷特陷入窘境。他是个典型的种族歧视者，对白人和黑人在执法时会有不同的标准。威金斯找来他们发现的编辑专家，把我和号称报社里最快的打字员（后来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迪克•；莫里斯）编在了一组。我们采访了伯妮斯，记录下她从出生到现在的故事。当听到赛马下注登记簿、赌博和给警察送钱时，我们赶紧把她带到了楼上菲尔•；格雷厄姆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德薇•；菲舍尔是名公证员。我们让她写下了伯妮斯的故事，并让她签了字，以示公正。这样我和莫里斯就可以放心地动手写伯妮斯的新闻故事了，消息来源是“华盛顿邮报收到的一份经过公证的证词”。这就能使报道的抗攻击力更高，它的权威性足以使警察和其他报纸为之发疯，尤其是浮华好斗的右翼日报《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它那娘娘腔老板名叫埃利诺•；麦迪尔•；帕特逊，帕特逊的表兄就坚定的右翼孤立主义刊物《芝加哥论坛报》的传奇人物科诺•；罗伯特•；麦可柯米克。
无论是否要准备素材，我和莫里斯每天都会同伯妮斯通一次电话。美国司法部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陪审员们对伯妮斯的故事都听得饶有兴致。基于她的证词的控告即刻将至，就在这时，我们这位主要的目击证人却突然失踪了。她没有在约定好的地点与我和莫里斯碰面，电话也没人接，也不住在阿卡罗迪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