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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生花妙笔，写书不必打草稿；构思五六个月后，请出版社派个秘书来，他一路口述，打完即成干干净净的原稿，随即排印。我很喜欢A。L。Rowse的GlimpsesoftheGreat里写罗素的那篇长文。他对罗素大有微词，却始终不能不肯定这位一九五〇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个伟人。Rowse说罗素的头脑真是闪闪发光，像钻石那么锋利，文章又脆又有风格，无一冗笔；只是才华过高、自信过强，仓促下结论绝不手软，结果观点改变得很快。罗素一生好几次因政治言论开罪当局而坐牢；Rowse说此公名气大，坐牢享受甚多优待，纸笔书籍应有尽有，又不必酬酢，可以专心构思，狱中著述果然更见完美：“Evidentlyprisonwasgoodforhim！”（坐牢对他显然是好事。）天才大半任性，罗素又最会编造故事，下笔绘声绘影；听说他的自传大不可靠。闲来翻翻这些名家的作品，还是蛮好玩的，对文章之道也会有所领悟。
香港中文不是葡萄酒
翻看香港教育取向的史料，看到一九〇二年香港政府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书，申明政府的教育政策。报告书上说：“本委员会深信，为少数上层社会华人提供一全面的教育，较普及一般华人教育更见成效，因为前者能以其所学影响后者。因此，政府应鼓励及资助英华（AngloChinese）学校而非华文学校。”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香港政府始终没有发展中文教育，中文学校不外是一些私塾。到了一九三五年，英国教育家E。Burney来港观察教育情况，发表《宾乃尼报告书》，批评港府不应该只为上层华人子弟提供教育，认为英语在香港教育中只应占有实用及职业上之价值，方便就业，其他教育范畴都应以华文为媒介。他建议香港政府让所有学生都接受充足的华语训练，提高思考与表达的能力。香港政府大致采纳了他的建议。一九六七闹暴动的那一年，教育司署颁布了第一个《小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说明中文科旨在“培养学生对中国语文之理解及文学之欣赏，并使其对中国传统道德略有认识；以及训练其口讲及笔写之表达能力”。
这是香港中文教育历程的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标举阶级意识与奴化思想的教化政策；第二阶段是延续殖民统治的怀柔政策；第三阶段是巩固伦理道统的规范政策。在这三个阶段里，香港政府始终没有强制规定中文教育必须以中国的国语授课，容许粤语方言为中文的主道语言。这一点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为殖民统治者疏离殖民地公民与母体之间的血缘关系。今日殖民地回归母体在即，香港人热中学习国语，功利意识固然是有的，个中的政治寓意却也不容忽视。
行政局议员钱果丰比喻香港是优质的葡萄酒，在英国法治与行政制度的橡木桶里浸淫多年，今后装进社会主义中国的酒瓶里，只要有基本法适当的瓶塞，呼吸到资本主义的空气，藏酒的一国两制地窖又能保持不变的环境，葡萄酒自必更加香醇。这是对转型期香港政治环境的恰当的祈望。香港的中国语文则未必是这样的葡萄酒。董建华说：“最好的酒当然是中国的酒”——尤其是中国的陈年老酒。
浅尝那杯女儿红
有明一代，程、朱学派是朝廷规定的正学，三纲五常是处世做人的标准。明朝中叶以降，王阳明的心学大为风行，各门流派应运而生，人人好言性命虚无之学，纷纷从拘牵于章句的科举恶梦之中掉进自鸣清高的唯心八卦之阵。这时期，从万历后期到晚明天启、崇祯年间，经世致用之学步步流传，国计民生、农田水利、军事财政、天文地理、机器工艺的著作大行其道。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士大夫对理学空疏、道佛虚无的反叛行为，也是对国家前景的危机感衍生出来的积极意义。《皇明经世实用编》、《皇明经世文编》，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乃至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是当时实学思潮带来的辉煌成果，值得赞赏。
这次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主办的“迈向九七香港经济发展研讨会”，除了鲁平和周南的演辞借经济会议谈政治问题之外，翌日《大公报》所登几位内地、香港、海外讲者的讲话，都称得上是经世致用的好文章。这些讲者有的是用英文讲的，但登出来的中文译文都非常通顺而且大有文采。最值得称道的是大家讲话的内容都不忘用数据资料去阐释观点，毫无空疏虚无的弊端。钱果丰的佳酿新瓶论流露出香港政界人物难得一见的智慧和文采。CapitalistWineinSocialistBottle：CanHongKongSARAgeWell？题目实在很漂亮；新酒存放多年可以变得又陈又醇，英文一个age当动词就点出来了。开头说“所有伟大的文化，不论古今，都懂得欣赏美酒佳酿”，所以李白酒后有连篇佳作，收尾于是引李白诗句作结。钱果丰说，他先是盘算家里那瓶九〇年干红葡萄酒到了女儿出嫁的时候会变得多醇，后来才想到这篇讲辞的题目。这种灵感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女儿红”一样发人遐思。董建华谈香港这个海运中心的前途，除了题目用“作为”我不以为然，内文译文竟是踏踏实实的中文。李泽楷那篇文字略见根底，只是文采稍逊。最弱的是香港太古集团主席演辞的中译，看到开头那句“这很多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实在不想再看下去了。经世致用的文章原是可以写得像“女儿红”那么醇的。
第二辑 小序第43节 莎朗·史东写小说
上个月刚度过三十八岁生日的莎朗·史东（SharonStone）不会在记者面前说四个字母的那个字了。一九九二年的BasicInstinct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谁都没有想到她三十五岁之后才这样红：我不后悔；可是假如我当时就知道了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切，我想我会觉得暴露是不太好的。（“IdontthinkIregretanything。ButifIknewthenwhatIknownow；Ithinkitsnotagreatideatodonudity。”）她刻意要新形象。她说克林顿总统是正经人家。（“IvemettheClintonsonanumberofoccasionsandfindhimtobeaverydecentperson。”）她说她的祖先是爱尔兰人；她说爱尔兰作家DylanThomas真是刻骨铭心：“Ihavetosay；DylanThomasjustcutsmetothebone！”“好家伙，我简直迷上了这小子的写法。”（“And；man；Ijustloooovethewaythisguywrites。”）她于是偷偷写了五十篇短篇小说。可是，VanityFair的记者陪她去逛艺廊，她看中一对针绣花边长条地毯。穿一身Armani西装的年轻店员开价五百六十美元，她竖起五只手指还价五百。那个高高瘦瘦的店员说：有个条件；你知道我要什么。她突然散发出一丝妩媚：“我不太清楚你要什么。”那个店员满脸通红：“你弄得我脸红了。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想要一张签名的照片。”她依然带着轻佻的口吻压低声音说：“那我想我们做得到。”（“Ithinkwecandothat。”）
莎朗·史东的本能没有退化。语言文字真的可以这样教人舒服得脸红。她后来对她的女司机说，那人是最讨人喜欢的卖地毯的家伙。（“HewasfarandawaythecutestrugdealerIveevermet。”）慈禧太后也喜欢这种逗人喜欢的家伙。她有个姓马的内监每天到茶馆去搜集材料，晚上她入寝之前坐在帏幔外为她说笑话。有一天，那姓马的碰到长得好俊挺的姚宝生，还听了一段极为鄙俚的笑话，回去原原本本说给慈禧听。慈禧听了大喜，问马监那人人品如何，马监说是读书人，会医术，会写字。慈禧立即传他入宫，在太医院投效，经常给她把脉，还成了御笔代书人，宠眷极隆。喜欢鄙俚的语文原是人的天性；“打它个稀巴烂”一“打”成名。
第二辑 小序第44节 贝聿铭乡愁变奏曲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名教授陈从周先生是中国园林专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又多又好。十几年前我常跟他通信请益，他来香港的时候还跟他吃饭聊天。国际知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是陈老的好朋友。贝先生是苏州人，老大回乡期间，陈老陪他畅游江南水乡。烟火小桥，长巷深院，临水人家隔河呼唤，陈老说贝先生的表情太微妙了：“我有客怀忘不得，落梅影里别江南。”
贝聿铭的老同学王大闳最近在台湾报上也写贝先生。他说，他是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战期间从英国剑桥转学到麻州剑桥才认识贝先生的。他们后来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同在葛罗培斯门下读书。贝先生喜欢任何美的事物，又是个美食家，到老还念念不忘苏州的鸡头米。王大闳说，贝先生毕业之后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弹道学，其实是研究强力燃烧弹，美国军方准备拿去轰炸日本都市的木造房子，说是比炸弹的破坏力更大。贝先生后来说：“所以我对抗日战争也算有一点小贡献。”贝先生接着在美国一家犹太人开的房地产公司做建筑师，收入不多，跟家里要两万块美金周转家里不给。
有人说：医生错手医死人大不了把他埋了，建筑师则只能劝顾客多种爬藤遮丑。（“Thedoctorcanburyhismistakes；butanarchitectcanonlyadvisehisclientstoplantvines。”）贝聿铭一九五一年在美国造了一幢木头小房子，据说是最单纯最优雅的杰作。欧美人大大欣赏，报刊杂志到处宣扬。可是，贝先生的父亲跑去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用苏州话说：“那栋房子哪能可以住人！”江南水乡人家与水为邻，贝聿铭那栋木房子却与树林融为一体，是他的乡愁的变奏曲，就像羼了太多洋水的中国语文，长衫小襟人物难免不以为然。他们舍不得垂杨夹道，粉墙篱落；也舍不得修竹摇影摇出来的文章。这是中国情怀的反射。今日文字工作者面临的正是中西文化借鉴融汇的尺度分寸：粉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