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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对面”；“返”和“时”两字都不要。
弥敦道上那一声“抢啊！”用国语或其他方言描摹都会失去现场感。张爱玲说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此论甚是。语文应择其合度者而从之。
第二辑 小序第36节 是陈年老酒浸出来的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叶公超从昆明回北平安排家属南下，顺便代表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到昆明去，免得留在北平难逃日本侵略者的网罗。周作人没有答应，说举家南迁困难重重，留在北平每月有两百元就可维持生活了。常风先生有一篇文章叙述他陪叶公超到八道湾看周作人的情景，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周作人送我们两人出来，一直送到街门口看着我们坐进汽车，叶先生在上车之前又向周作人说了声‘保重，再见！’我们在车子里边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零零地站在暮色苍茫之中。时值北平的深秋，又是在一条冷僻寂静的巷子里，一阵寒风飕飕吹来，刮起片片枯叶扫地而过，使人感到格外凄凉。”周作人果然沦为华北伪政权的要员，胜利后以汉奸罪判监。
叶公超是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在清华教英文、英国散文、现代英美诗、十八世纪文学、文学批评和翻译。他是叶恭绰的侄儿，书香世家，风度翩翩，中英新旧文学根底深厚，英文讲得极漂亮。我六十年代在台北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可是冬天里一身灰大衣配一条红围巾，风采依旧潇洒。常风先生是叶先生的学生；他说叶先生教他写文章要学会舍得割爱，能不用的字一定不用，能用一个字表达的就不用两个字，无关文章题旨的都删掉。他说，古今中外好文章都简洁。
岑逸飞说衡量语文水平低落要分几个层次：错别字多、用词不当、词不达意、题旨或思路不清、欠缺文采、结构松散、意境低下。这是对的。像常风先生《回忆叶公超先生》这样的文章，正可引为佳作楷模。周作人的文章当然也是好的。叶先生最喜欢CharlesLamb的随笔，胡适之和几个朋友送给叶先生的结婚贺礼，就是E。V。Lucas编的《兰姆全集》。说起来都是老一辈的玩艺儿，却真的是精品。文章的基本功都是这些陈年老酒浸出来的。浸个十年八年之后才去追求个人风格都不迟。
第二辑 小序第37节 “假如人生是一钵樱桃”
黄裳先生说，小时候，他最喜欢在父亲的书房里翻弄一本厚厚的album，黯蓝漆布面，烫了很漂亮的金花，还是十九世纪初年在莱比锡买的。这本书里有拿破仑的棺材、威廉皇后的照片、巴黎的凯旋门、中欧小国的风光。他常常要父亲解说画册里的故事。“父亲的书房”是好多人童年的幻想世界。到了有一天，孩子不再躲进父亲的书房里了，父亲才突然发现孩子长大了，自己也老了。“Iflifeisabowlofcherries”，那么，这钵樱桃是只剩下几枚了。每一次想起ClarenceDarrow的一句话，心中立刻飘起淡淡的乌云。他说：我们的上半辈子让父母亲给毁了，下半辈子让我们的孩子给毁了。（“Thefirsthalfofourlivesisruinedbyourparents；andthesecondhalfbyourchildren。”）跟孩子一起成长确是人生最漫长的旅程。
《明报·成长路》上有一篇中文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学系系主任黄重光教授写的《“妈妈，你摘天上的星星给我，好吗……？”》。黄重光用温馨的笔调写孩子的心愿，写父母的分寸，值得一读。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用简洁的文笔和生活的角度写本行的知识。学建筑的陈从周用随笔的文体写园林；学物理的杨振宁用干净的英文写治学的趣事；爱因斯坦一生致力从简单、普通、统一的原则去描述人类世界的自然规律。黄重光的文章当然比不上冰心；可是，他的小品却因为他的专业知识而展现出不同的内涵，文字的沙石可以轻易清洗干净。“这样做，是否会鼓励孩子奢侈和浪费的习惯？”里的“鼓励”当是“养成”；“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能作出明智的选择”不妨改为“因为他们往往都会做出聪明的选择”；“明智”太重了。“星星当然摘不下来，但父母真挚的爱和无限的祝福却可以把孩子送到天上”；这句话用意正确，比喻不当，“送到天上”有“归天”之虞。多写自能生巧。我们的社会永远像成长路上的孩子，也需要一钵钵又红又甜的樱桃。
第二辑 小序第38节 “声音与愤怒”
英国工党有一位当过贸易大臣的PeterShore一九八一年五月访问北京之后来到香港。当时查先生在《明报》写过一篇社评说，这位影子内阁财政大臣邵雅宜，“不知是谁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很风雅的中文名字”；又说“笔者前天晚上有机会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觉得他学识渊博”，“是一位令人佩服的政治家”。席间，邵雅宜碰到一个他不能同意的问题，顺口引用英女皇依丽莎白一世的话说：如果说“是”，那是不对的；如果说“否”，那会没有礼貌；所以最好的回答是不回答。查先生把这句话译得很传神。依丽莎白一世谈吐不俗，隽语不少；她不赞成神职人员结婚，有一天接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夫人，开口就说：“MadamImaynotcallyou；mistressIamashamedtocallyou；andsoIknownotwhattocallyou；buthowever；Ithankyou。”这句话跟邵雅宜引的那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天晚上，邵氏谈话中还引用狄更斯小说里的典故，说最好的烤猪方法是放火烧养猪场。查先生说：“英国工党的领袖中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极多，这是当年费边社的传统，而富有幽默感则是英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香港从政的人有几位都很读过一些书，论政理应有不少发人深思的警句；可惜不然。政府官员应付事务者居多，偶然出来见媒体，言谈只显得平平稳稳，不露辩才。尊贵的议员女士先生们则火气颇盛，机智略少，想是求成心切忘了分寸。运用语言文字要忍得住气最难，一不小心就掉进莎翁所说的那堆泥沼里：“。。。itisataletoldbyanidiot；fullofsoundandfury；signifyingnothing。”最近立法局议员辩论预算案，“福利如鸦片”之论有赞成有反对。谢永宁的论点认为把社会福利喻为鸦片毒害市民，是视社会福利署长为毒枭，视社工为拆家，视市民为吸毒者，是对香港社会的极大侮辱。这样的反驳相当生动。罗致光唱了一段BlowingintheWind中的歌词批评预算案没有照顾老年人的心愿，说政府究竟要等到死了多少人之后才知道死了太多人了。政府语言一旦露出点点滴滴的妙谛，政治思想随之也会更成熟了。
第二辑 小序第39节 猪小姐叫巧克力蛋糕
听过一段笑话说，“地狱”一词有各种定义，在英国人心目中，“地狱”的情景一片混沌：德国人当警察，瑞典人演喜剧，意大利人管保安，法国人修路，比利时人唱流行歌曲，西班牙人统领铁路，土耳其人充厨子，爱尔兰人当侍应，希腊人执政，流通语言是荷兰话。这种景象也许真的会乱得像地狱了。那个风骚撩人的猪小姐（MissPiggy）说，外国人讲话总是迂回曲折，她以牙还牙，到法国餐厅叫一客大巧克力蛋糕的时候也用非英非法的话说：Ifitdoesyouplease；transporteztomoistabletteonegiganticalsmithereenidethatchocolatecakeficationavecasimmenseavelocitéaspossible！”语文虽然不必规范得那么死板，完全不顾语法和体制的语文却有辱“语”体。最近留意不少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应用中文，发现亟待纠正之处确是很多。“Inreplypleasequotethisref。”中文说“覆函请注明本处档号”，这是很正确通顺的说法。可是人民入境事务处关于居英权申请手续的一封信，有些用字遣辞是大可商榷的。“Iamdirectedtoinformyouthatyourapplicationfor。。。willbesubmittedtotheGovernorforhisconsideration。”中文谓：“本人现获受命通知你，有关你根据一九九〇年英国国籍（香港）法的规定而提出由总督先生推荐你登记为英国公民的申请，将会呈交总督先生考虑。”完全遵照传统“奉此等因”的应用文格式固然未必恰当，但十足跟随英文“的了吗呢”会变得滑稽。这句话不妨试试用比较像中文的说法说：“台端根据一九九〇年英国国籍（香港）法之规定提交总督推荐登记为英国公民之申请，拟呈总督定夺，谨此遵示奉告。”“本人现请你——”（I shouldbegratefulifyouwould）应为“下列事项尚请回覆”。“你在表格上签署姓名时，请确保你的签名与申请表格上的签名相同”；（Whenyousigntheproforma；pleasemakesureyoursignatureisthesameasthatonyourapplicationform。）为什么不说：“此表格上之签名须与申请表上所签式样相符为荷”？“随附港币〇〇元的支票”的“随附”不通，该是“附此呈上”。香港文明先进，决非英国人心目中之“地狱”；政府机构的中文公文不宜效猪小姐非英非法之口吻。
第二辑 小序第40节 《沉浮录》结集小感
今天一大早乔志高先生给我来电话；到了中午，电话铃又响，是林文月先生打来的。他们都来香港参加中文大学金圣华统筹的翻译学术会议。高先生是著名翻译家、美国英文专家，拜读他的著作十几年，成了我书房里的老师，教会我太多学问，他今年八十五岁还人健笔健。林先生是大家仰慕的散文家、名教授，她翻译的日本名著精致可诵，既是学术成果又是大众读物，笔下一字一句始终雍容典雅，数十年文如其人，让我消受望“月”之乐！这次他们来港，正好明窗出版社出版《英华沉浮录》第一辑，共六十九篇；我匆匆翻阅，不禁倍加汗颜。
此生结交学问渊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