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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东方学”当代艺术。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看蔡国强在为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所导演的烟火背后的文化学实质，它再次证明了以前对中国文化的歪曲是在西方，而现在这个任务可以由中国本土来从事，这种文化恰恰违背了当前文化学所要努力作出的主张——文化的发展就是对自身文化中的潜意识文化的超越。无论是西方的“东方学”还是中国文化政策的“东方学”都在对“东方”进行本质主义的规定，其结果阻碍了在中国潜意识中的跨文化超越的原则，具体到东方就是，“东方不是东方”原则。就是这样，从西方的“东方学”到中国的“东方学”就是西方殖民与中国被殖民的文化政策的有效接应。西方权力话语不但要用“东方”想像来言说“东方”，而且发展到后来，要东方人完全按照西方的想像标准，让东方人作“东方学”表演。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所举的一个经典例子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即福楼拜一次与一个埃及妓女艳遇，可是当谈到典型的东方女性特征时，自始至终都是由福楼拜在向他人介绍，而那个东方妓女却一直闭口不语。这虽然只是为了说明“东方”一直是被西方人所制作或驯化而出的生动说法，但确实已经概括了东方文化成其为“东方”的来源，而且时至现在这故事已大有发展，因为这个东方妓女会开口了，她会说自己如何如何具有“东方”性，只不过她所说的内容就是那个西方人向他人介绍过的内容。
我们已经被文化现实所告知，长期以来，各国在文化交流上一直存在着一种误读的情况，这种误读使我们完全无法进入对“他者”的理解，现在我们继续被文化现实所告知，这在世界秩序中的第三世界中尤其严重，从“东方学”开始，西方霸权就是用西方中心的眼光去解释和限制东方文化并规定了世界文化系统中各文化形态的分布。而使这种文化在其发展中像被上了石膏一样地凝固化处理了，这种被强行封死的文化形态直接影响了第三世界公众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在他们觉得东方应该是“东方学”这样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这种被扭曲的文化当作东方文化的真实并加以简单的符号化，而拿这种文化符号做作品，就成了诸如蔡国强等海外华人艺术家的流行方法。这就决定了如果我们要对这种作品作出惟一的总结，并予以肯定的话，最妥当的方法应该是为他们的作品造一个中国民俗风情博物馆，就像某某旅游景点中某某“民俗文化村”那样。
《镔铁》 第一部分“拿肉麻当有趣”（3）
“东方学”对东方人的心理占有一直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的早期，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带着东方学想像而给中国的留学生说一句让中国人听了很高兴的话：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学习，你们中国有很优秀的传统。我们可以在诸如林风眠等回忆录中看到。然后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带着这种西方导师的教诲回到中国，并且改画中国画或者是西化的中国画。即被他们后来总结出的东方神韵的东西。而且这种故事又一直被我们的国粹主义者所引用，并用以证明我们的东西不但已经得到了西方人士的大力肯定，而且西方某某艺术大师比如毕加索等也要学习中国的艺术。如果没有西方的“东方学”并作为西方人士言说中国时的方法论，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种让中国人感到高兴的话，原本为了歧视中国文化的文化学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西方言论，到了中国却被国粹人士反复引用，比如，如果有人批评中国书法有无前途，他马上就会拿出某某西方人士说中国的书法如何如何地高深莫测来证明它是有前途的。学不会书法很正常，中国人在自己土生土长的语境中，穷其一生的精力都未必能够学会，何况是西方人学中国的书法，这种本来就无法作为我们认证中国书法意义的话，而在现实的有关论述中经常被他们引用。这当然是一个举例，其他的有关中国文化种类也都可以见到这类言谈方式，到了后来自然发展出了诸如中国画，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文学等等以中国文化本位来命名的种类。
这就是我们艺术的“东方学”的开始，中国文化本位论可以成为这种“东方学”有力的帮手，如果没有“东方学”作为指导，我们可能很难在中国建立文化本位论的可能性，因为近代化以来的中国之败，就败在中国的本位文化上，所以伤害中国文化的并不是我们一直反对的西化，文化学上就是文化的普遍主义。事实证明，这种普遍主义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健身器，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现代化成果说到底都是普遍主义的成果。而真正伤害中国文化的是“东方学”的文化，在海外就是唐人街文化，在中国就是文化政策中的“东方学”。当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文化政策在西方霸权秩序中所起的内奸作用时，如蔡国强的事例就是告诉我们：中国的“东方学”为西方后殖民文化政策打开了大门。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中国政府没有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使西方在短短的十年内（1990…2000）通过西方的基金会文化政策，展览体制，市场运作，写出了一部后殖民主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史，而我现在更要说的是，后十年的后殖民主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就可以直接由中国内地来推动了，如果中国政府开始用这种“东方学”标准的文化政策来支持中国的当代艺术活动的话。
《镔铁》 第一部分70后艺术：市场改变中国后的一代（1）
朱其
在1990年代后期，1970年代出生一代的艺术开始真正崛起，这就是“70后”艺术。从九十年代末尹朝阳、谢南星等人“青春残酷”绘画的产生，到李继开、欧阳春等人“漫画一代”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70后”艺术时期。
“70后”是指197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1989年是他们的一个分界线。那一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忙于高考，对于八十年代精英文化运动的最后一次浪潮懵懵懂懂。一年以后，他们开始进入了大学和社会。这一年，大学和社会开始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市场开始改变中国。
“70后”一代无意中成为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代，他们被历史重新规定了一个本质不同的背景。这个改变不仅意味着八十年代精英文化运动最终彻底成为一场尘封的记忆，以及它的诸多痕迹被从时代的公共场合的绝对剔除；也意味着市场改变中国之后的一系列改变，即消费主义改变中国，娱乐文化改变中国，财富分化改变中国，都市化改变中国，全球化改变中国，网络改变中国等等，对于这一代人自我和精神模式的根本改变。
这个改变也带来对这一代人艺术的根本改变。由此，在九十年代末正式拉开了“70后”艺术的序幕。
自我矛盾和挣扎：处在国家上升时期的自我景象
1990年所带给“70后”一代的根本变化是消费社会、大众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它与国家社会主义和后意识形态体制构成一种新的社会总体性。这一代的成长背景是中国一百年来最强盛和充满活力的十年，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已经解体，全球文化和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消费品在大型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比比皆是，性开放、电子游戏、动漫文化和海外流行文化的大规模入侵，都市化、商业文化、有线电视、互联网逐渐消灭了南北文化差异和中心城市和边远城市之间的地方性，等等。
这一代处于国家经济上升以及社会生活相对开放的时期，但这一进程同时也伴随着痛苦的道德挣扎、残酷的社会竞争和自我精神的物化。199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繁荣和衰败共生、希望和挣扎共存的年代，它充满进步的粗放性力量，令人新奇和想像；它也因为旧道德秩序的加速崩溃和新的阶层分化，使这一代在青春期开始就陷入一种上一代从未有过的自我矛盾和挣扎。
“70后”艺术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这个国家处于上升时期的自我景象。对于城市和社会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闯入，最初反映在生活在广东阳江的郑国谷的摄影中，而不是首先出现在北京、上海的新艺术中。郑国谷的阳江代表着一个想像性的中国小城的现代化寓言，这个原来处于前现代化的南方小城，在一夜之间有了麦当劳、有线电视、盗版光盘、好莱坞电影、香港歌曲、韩国电视剧、日本漫画，一群群白领，以及他们和很多都市青年相似的白领生活。郑国谷提供了一个九十年代市民社会形成新的总体性样本，他后来的《东京上空的故事》、《阳江青年的生活和梦想》，都不再是像上一代那样对于社会的落后面进行现实批判，而实际上开始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和城市景象出现的新变化，即物质消费和市民社会的自由性的出现，在郑国谷的作品中既表现出一种现代化认同，也隐含一种自我感伤色彩。后一种感受来自这种新的进步变化同时伴随的残酷的社会进程，对“70后”一代纯真的青春想像的摧毁。
这种复杂的自我态度稍后几年也本能地出现在崔岫闻关于北京夜总会女洗手间的纪实录像中。崔岫闻的录像采用了与郑国谷相似的截取社会样本的方式，但呈现的社会纪录要比郑国谷的阳江社会表面更触目惊心。她窥探了一群与她同龄的女青年在北京一家夜总会洗手间的私密生活，这些青年女性拼命地化妆、与性追求者电话周旋、紧张地数钱等。崔岫闻的录像没有直接体现性交易在九十年代经济成长中的重要角色和广阔的社会背景，而是体现出一种直接录像风格的洗手间内的“战场”气息，她在录像中没有直接的社会评价，而是主要体现出一种先锋的女性主义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