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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瓶内，交掌印札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停止”。《清高宗实录》，卷1427，1~8页。这个制度的要害是杜绝世俗王公贵族插手寺院窃取财富和权力，同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蒙古各地大活佛的合法身份，必须得到清政府的认可方能有效。
钦定西藏章程也是在廓尔喀入侵西藏过程中酝酿和形成的。当时乾隆帝已认识到对西藏的治理还应有所改革，特别是驻藏大臣的职权和地位必须加强。他说：“从前补放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俱由达赖喇嘛专主，驻藏大臣竟不与闻。现在达赖喇嘛朴实无能，不过倚仗一二近侍喇嘛，办理一切，未免轻听属下人等情面，不择贤愚，滥行补放，以致噶布伦索诺木旺札勒、第巴桑干等肆意妄行，酿成边衅。”尤其是，驻藏大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能体现代表清朝统治地方的权威，乾隆最为不满，认为必须改变，他指出：
但闻向来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因接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时瞻礼，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若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闻关白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即如四十九年沙尔巴前往廓尔喀地方，并未告知驻藏大臣，请领路引。前此达赖喇嘛令丹津班珠尔前赴廓尔喀讲和，驻藏大臣并未与闻，其许银赎地一节，亦未见行关白，而驻藏大臣等虽有所闻，亦佯为不知，此即噶布伦等专擅之明验也。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自须禀命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清高宗实录》，卷1403，21~22页。
乾隆帝在这里既指出了西藏地方政体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照新疆地方实行改革的方向。他强调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要理直气壮地负起管理西藏的重任，对噶布伦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按属下管理，补授各级官员，驻藏大臣应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为属下人欺罔。他还再次提出西藏驻兵的重要性，鉴于西藏地方不能外御强敌，有事就要调动内地大兵，要求“嗣后藏内挑取兵丁一二千名，每年应于何时操练，各隘口如何设防，及边界地方如何安设台站，务须妥协定议，永远遵守”。乾隆帝迫切期望为治理西藏制定一个“久安长治之策”。《清高宗实录》，卷1323，7~8页。担任反击廓尔喀武装入侵的清朝大将军福康安和驻藏大臣和琳等即根据乾隆帝的这一系列谕旨，会同达赖方面掌办商上事务的官员及班禅方面的札萨喇嘛等人，拟定了一个协议章程，也就是《钦定西藏章程》。
《钦定西藏章程》，现有藏文原本，藏于大昭寺和札什伦布寺，已经译为汉文，共二十九条。包括了有关西藏的内政、外交、宗教、军事、法律、贸易、职官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用法律条文规定了灵童转世的金奔巴瓶制度，强调最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认定；对邻国来西藏贸易的人必须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正式建立拥有三千人的西藏部队，分驻前后藏及江孜和定日，军队征调应造两份名册，一送驻藏大臣衙门，一存噶厦；军官的职位设代本、如本、甲本，分级管理军士；征调兵丁，应发粮饷并由达赖发给减免差役执照；军队装备一半为火枪，弓箭、刀矛次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收入及开支，需经过驻藏大臣审核；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札什伦布的一切事务，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须先呈驻藏大臣，以便出巡时处理；噶伦补缺，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提出二人名单，由皇帝选任；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二季出巡前后藏和检阅军队，各地汉官和宗本有不法行为查究之；处理和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公务，以驻藏大臣为主，和达赖喇嘛协商处理，发出文件必按驻藏大臣指示缮写；西藏与尼泊尔毗连的边界，驻藏大臣出巡时必须予以检查；西藏委任大小官员，废除只在贵族中选任，今后可从军队和非贵族中挑选；西藏税收及乌拉等差役，在贫富之人中平均负担；打架、命案及偷盗案件之处理，务求公正，今后罚款需登记，呈交驻藏大臣衙门，没收财产亦应呈报驻藏大臣，批准后方能处理，等等。《钦定西藏章程》，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62~71页。
这二十九条协议章程，是西藏历史发展上的划时代文件，有人认为它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统治从此“进入全盛时期”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乾隆帝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盛世修书书生自诩：万事备载于书（1）
自古以来，人们常常对所谓“书生”怀有偏见，以为他们只是学了书本上的知识，如“纸上谈兵”的赵括，“失街亭”的马谡，把书生和无能视为同义语。乾隆当了皇帝以后，各省督抚在题奏请罢属员的疏稿中往往用“此员系书生，不能胜任”，或称该人“书气未除”，作为不可重用的依据。这虽是官场套话，却遭到乾隆的批驳。
乾隆这位大清皇帝，非常重视读书人。他和凡夫俗子看法不同，从维护大清统治政权出发，认为当官的人按照皇帝旨意实行统治和做臣民接受统治的一切道理全都在书中有所记载。他说：
夫读书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故傅说之告其君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念终始典于学。成王训其臣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逮。又曰：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人不知书，则偏陂以宅衷，操切以处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药者。若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二字，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
在乾隆帝看来，读书是非常有用的，通过读书可以懂得做人治国的大道理，问题不是怕当书生，而最怕的是很多人够不上称为书生。
最能体现乾隆不同意蔑视书生之称的是，他个人自诩为书生，并且称赞他左右的王、大臣都是书生。他说：“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他向各地督抚大员们说明，如果指责属员的迂阔为书生，而进行攻击，这正是伊等不懂得书的原因所致，岂能将此过归咎于书呢？至于“书气”二字，乾隆更不同意当时一些人的浅薄之见，而带着赞扬的心情表示“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沈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他提出“书气正宜从容涵养以善培之，安可使之而除”。他斥责那些讨厌“书生”、厌恶“书气”的督抚是目光短浅，见识粗鄙，不识政体，不识大义的糊涂虫。《清高宗实录》，卷5，3~5页。
乾隆当上皇帝不久，即公开为“书生”正名，反映出他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重视。清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各省督抚多为八旗将领出身，他们往往凭军功发迹，所以瞧不起科举入仕的汉族官员。乾隆少年时随贝勒允禧学习骑射，随庄亲王允禄学放火枪，十二岁就从玄烨入永安莽喀围场猎兽，其骑射本领丝毫不比八旗将领逊色。尽管如此，他乐于以“书生”自诩，说明他更重视封建思想文化对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稽古右文”的统治者，这不仅因为他对汉族文化的偏爱，更在于他把弘扬传统文化视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
汉族封建文化因其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而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青睐。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清朝皇帝，掌握汉族封建文化，无疑是维护其统治的有效手段。清朝统治者十分清楚，自汉武帝设太学用儒吏，隋唐以科举考试取士，儒家经典及诗文词赋就成为汉族文人出仕做官的主要本领。到了清朝，吟诗作文又是科甲官员的业余嗜好。他们做了高官显宦之后，都要花些银两刊刻若干部诗文集传世。清朝统治者若想和这些汉族官僚感情相通、荣辱与共，对汉族封建文化必须有高深的造诣。满族入关以前，原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从八旗兵入关之始，清朝统治者就下令全体八旗官兵学习汉族文化。清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从维护统治出发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不懈，他们对汉文化都有精湛透彻的了解。乾隆天生聪睿而又刻苦用功，尤为清朝皇帝中的佼佼者。
乾隆帝自己也最爱著书立说，他的一朝统治和思想主张也备载于书。乾隆自少年起形成吟诗作文的习惯，坚持终生未改。当他为皇子时，读书偶有心得，即写成诗文。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十二岁的这位亲王把他的习作编辑刊刻，取名为《乐善堂文钞》。当皇帝后，乾隆又进行增补订定成《乐善堂全集》，同时表示：“后虽有作，或出于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不欲与文人学士争长。”《清高宗实录》，卷342，24页。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搁笔。乾隆元年（1736年）到十二年（1747年），他写诗四千一百五十余首，辑成《御制诗初集》；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又有诗八千四百七十余首，成《御制诗二集》；二十五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