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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乾隆重视粮食问题，既鼓励生产，又倡导节约，加上掌握大量储备粮，尽管人口继续增加，也避免了大规模饥馑的发生，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为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提供了物质保障。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兴修水利（1）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生产者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小农。他们需要国家兴修水利，以实现粮食生产和保证生命安全。有鉴于此，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比较注重兴修水利。
乾隆为帝时，水旱之灾经常发生。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经常有旱灾；广东、湖北、河南常发大水；浙江、江苏受海潮威胁；河北、山东、安徽和苏北地区则水旱交替。连年告灾，人口不断增长，加上水旱的肆虐，使粮食问题更加紧张，迫使乾隆不得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兴修水利方面。乾隆一生多次出游，并不能排除游山玩水的目的，但沿途凡有重要水利设施，莫不亲临工地，指示机宜，与大臣共同探求根治之法，表示他对水利事业的关注。
与历代统治者相比，乾隆在兴修水利方面较为突出的是：第一，主张兴利除患，以预防为要。他说：“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水利对农业关系重大，因此他要求各省督抚在平时就要讲求研讨，做到“潦则有疏导之方，旱则资灌溉之利”，反对靠天吃饭和单纯依赖赈济。他也反对那种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临时办法，认为应该把水利事业当做经常性的任务，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小型工程组织老百姓随时兴办。如工程重大，资金不敷，则报部动用国库银举行，真正做到“兴利去害，俾旱涝不侵，仓箱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927，《工部？水利》。。第二，治水应统筹全局。元年，河南永城县黄河决口，下游安徽、江苏因此被淹。河南巡抚富德在指挥堵住决口之后，请求动工疏濬上游河道，乾隆批评富德“止议挑濬上源，而无疏通下流之策”，因下流不畅才是上游决口之原，要求富德会同江南河道总督共同协商，“速行办理，水害永除”《清高宗实录》，卷18，28～29页。。为了彻底根治黄河，乾隆曾派侍卫阿弥达“探河源以穷水患”。阿弥达足迹至巴颜喀喇山东麓之阿尔坦河，认定该河之卡日曲为黄河上源。第三，重视调查研究。乾隆多次派大学士鄂尔泰、讷亲到全国各重要水利施工现场调查水道原委。命户部侍郎赵殿最勘查卫河和山东段运河，命钦天监正明图勘查拒马河，命都统新柱和四川总督会勘金沙江，命大学士高斌和左都御史刘统勋勘查山东河道，命直隶总督孙嘉淦筹划水利，命讷亲查勘江浙海塘。《清朝文献通考》，卷7，《田赋七？水利田》。他本人也多次亲临永定河、洪泽湖高堰大坝和浙江海塘，掌握第一手资料。第四，慎选治河人才。清代选官基本是通过科举，这不仅使工程技术人员奇缺，而且脱离实际，“通晓河务人员，甚为难得”。乾隆注意发现和培养治水人才，他听说河南布政使朱定元曾担任南河厅员和浙江海防兵备道，对河防有一定研究，就传谕给朱定元，要他仍然“将疏濬保护之法，加意讲求，以备将来之任使”。浙江按察使完颜伟担任海防道员，熟悉浙江海塘事务，建尖山海塘有功劳，乾隆就提升他做江南河道总督。《清高宗实录》，卷105，4～5页。他还要求道、府官员在引见时，如果担任过河员或者熟悉治水者，都可在履历中声明，以便优先使用。
乾隆帝关注水利事业之勤，兴修水利工程之多，动用人力物力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仅以乾隆二十年之内治理江河的事迹为例，可略窥其一斑。
1．黄、淮、运综合工程。清朝水灾发生最频繁、最集中的是洪泽湖附近地区。自宋朝决口改道后，黄河经常流徙不定，后逐渐经淮河下游入海。黄河自身携带的大量泥沙堵塞淮河下游，使淮水滞积成洪泽湖，并改道南去，辗转入长江。淮水出洪泽湖后与黄河、大运河交汇于今江苏省淮阴市杨村地区。淮河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洪泽湖以上支流有七十二条，每至夏季，入淮之水咸集洪泽湖中，下游不畅则上游壅塞，湖水泛滥四出，甚至冲毁黄河与运河大堤。“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清史稿？河渠二》，卷127。康熙朝水利专家靳辅等沿用明潘季驯创立的“束水攻沙”之法，利用出洪泽湖之清水冲刷黄河河淤，取得一时效果。但问题是淮水强可冲河淤，过大又会冲垮运河大堤，淮水弱运河因之水少，黄河又有倒灌之害。至乾隆即位，仍有问题，所以再次从治淤、济运出发，对黄、淮、运河进行综合治理。
（1）毛城铺引河工程。乾隆元年，新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为解决河南永城、江苏萧县一带水患，提出举行毛城铺引河工程。康熙年间，河督靳辅曾在黄河南岸砀山县毛城铺地方修建一座减水坝，又凿洪沟、巴河两河。每当黄河水盛，可开闸放水，但年代久远，河道早已淤塞。高斌等“因毛城铺以下河身淤阻，量加挑浚，使水有所归”。分洪之水经洪沟、巴河两河，辗转入洪泽湖，可以助清刷黄，这项工程可谓一举两得。然而，挑挖河道难免占用部分农田，淮、扬一带地主豪绅纷纷反对，他们鼓动在北京做御史的夏之芳上疏阻挠，说什么“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危，淮、扬运道民生可虑”。乾隆被闷在鼓里，不明真相，屡次批评高斌，叫他不要固执己见，因此迟迟不得开工。二年三月，高斌亲自入京，乾隆因此召集王、大臣加上夏之芳一起讨论。高斌指出，毛城铺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余里，经徐、萧、睢、宿、灵、虹诸州县，有杨疃等五湖为之停蓄。入湖时即已澄清，无挟沙入湖之患，亦无湖不能容之虑”《清史稿？高斌传》，卷310。。高斌的话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妨害运道民生的问题。夏之芳本来是受淮扬地主豪绅指使，本人没有亲临现场，因此在辩论中闪烁其词，毫无定见。这时，御史甄之璜、钟衡又站出来说，“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致使直隶雨泽愆期等无稽之谈，企图阻止工程动工。至此，乾隆识别了夏之芳等人的真实用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甄之璜、钟衡既不懂水利工程，又非淮、扬本籍之人，“明系受人指使，为先入之言，挟党营私”，况且直隶缺雨，千里之外淮、扬地方有何关系。对此等卑鄙小人，乾隆当然不会客气，他将钟衡与甄之璜革职，夏之芳交部察议。《清高宗实录》，卷40，15～19页。高斌的建议被采纳之后，仅用一年时间，引河工程就完成了。
（2）大挑淮、扬运河，置新运口。由于淮水弱不敌黄，致使黄水入运，大量泥沙沉入河底，淮安至扬州段运河，自清口（指洪泽湖水入运河处）至瓜洲三百里，泥沙淤塞。乾隆二年冬，清政府发动该地民夫数十万，疏浚淮扬运河。雇佣人工夫役多系灾民，而挑挖河道，不得行船，为保证物资供应，使工程顺利进展，乾隆帝特命淮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将淮安大关并沿河口岸经过之客贩食米豆麦杂粮，以及烧炭苇柴等物，悉免稽查，不必纳税”《清高宗实录》，卷54，12页。。以此办法鼓励商人赴工地贩卖物资。为使广大民夫吃饱饭，运来大批粮食，低于市价出售，后来又“格外施恩”，命令每升由价钱七文减为五文，每石仅以六钱银出售，并将扬州仓存十二万石全部运往治河工地。在这种情况下，民夫加紧施工，仅两个多月挑挖完成。
在疏浚淮、扬运河时，高斌为解决黄河倒灌问题，将运口向上游移七十余丈，以增强洪泽湖水敌黄能力。三年冬，高斌向乾隆报告：“十月初十以后，黄水渐次平退，洪湖清水畅流入运。运河新淤浮沙，一见清水，随流洗刷。现在清水较常年此时大五尺有余，蓄长充裕，洗刷浮淤，甚为得力。可无浅涩之虞。”乾隆极为高兴。《清高宗实录》，卷80，20~21页。
（3）疏通淮水入江之道。淮水七十二条支流汇集洪泽湖，为保护下游里下河地区，清代在洪泽湖东面筑成高堰石堤，十分坚固，然黄淮盛涨之时，为保护洪泽湖大坝，不得不开坝放水。六年，高斌提出疏通淮水入江之道以减水势，“开濬石羊沟旧河直达于江，筑滚坝四十丈，并开通芒稻闸下之董家油房、白塔河之孔家涵三处河流，增建滚坝，使淮水畅流无阻”《清史稿？河渠三》，卷128。。是年六月伏汛之时，总河高斌、副总河完颜伟报告说，“洪泽湖水势平缓，黄河安流顺轨，南北两岸工程巩固”。黄、淮、运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兴修水利（2）
2．金沙江工程。金沙江指云南到四川一段长江，江水湍急，险滩密布，自古不通舟楫。云南铜产量乾隆初已达每年八九百万斤，全凭陆路运输。乾隆二年，鄂尔泰首倡开凿金沙江水路，乾隆帝因铜运困难，表示赞成，“期于一劳永逸，降旨交办，令勿畏难中阻”《清高宗实录》，卷339，34页。。批准大量经费，用重金招募工匠，铁、木、石匠每天给银一钱二分，小工一钱，另外每天给粮一升，工匠每人月饷计银三两六钱。清朝绿营骑兵每月俸饷才发银二两，步兵仅一两五钱。如此优厚的待遇保证了工匠们的积极性。为保证安全起见，施工一般只能在春天枯水季节进行，施工过程所遇艰难困苦，超出人们的想象。凡遇最险之滩，采取筑坝逼水办法，将滩石用火焚烧后，用铁锤凿碎，然后撤坝为航路，以逐中流之险；次险之滩则将水面和水底阻碍行船巨石凿去，又自乾隆八年起，在两岸绝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