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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烧酒令宣布后，引起一场争论。左都御史孙嘉淦上疏反对，认为“虽严禁不能积谷，而反于民间不无纷扰滋弊”。乾隆让部院大臣和北方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兵部尚书讷亲支持孙嘉淦，主张禁酒无益，应“照旧奉行，并除酒税”。《清高宗实录》，卷45，4～5页。直隶总督李卫同意严禁政策，提出“于各地方要界及关津隘口巡查，凡有关烧酒及麦曲二样，无论岁之丰欠，概不许出境兴贩”《清高宗实录》，卷45，12页。。其他各省督抚较多主张区别对待，如河南巡抚说，本省酒多自造，请免零星制曲之禁，严禁开酒坊大量制造。甘肃巡抚说，甘肃不产酒，所以不必禁。陕西巡抚说，本地民风淳朴，百姓造酒只是用来祭祀祖先，禁烧酒只好造黄酒代替，浪费更重。山西巡抚则主张弛于丰年禁于欠岁。山东巡抚说，本省今年大旱，已经严禁制造烧酒，“竟有毁弃酿具，有改业者，有自首者，已有明效”。在听取各省督抚的意见之后，乾隆将禁酒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凡富商巨贾收麦石肆行麦曲大开烧锅者严行禁止。过去杖一百，今改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降一级，至三案者降三级，即行调用。《清朝文献通考》，卷30，考5125页，《征榷五》。
储粮被乾隆认为是养民之一大要务。为充实各省仓库，乾隆元年规定秋收买补仓粮，照地方时价发给，不许短少。次年又补充规定，凡受灾地区仓库因为赈济饥民，仓库存粮减少，务必于第二年秋收后买补，由国库拨银。若仍遇水旱粮价较贵，可将国拨银暂存地方待下年使用。“次年仍延续不买，以玩视仓储例参处。”《清朝文献通考》，卷36，考5189页，《市籴五》。同时还规定各地方官必须妥为经理，严禁派累小民，凡短价低银、抑勒要粮，或斗秤以大易小、以重易轻等积弊，坚决剔除，否则严惩不贷，逐步健全仓储制度。每当秋收之后，清政府就动用资金到产粮区大量购买。元年，乾隆令江西省买谷十万石，分贮各州县。三年，山东、河南两省粮食大丰收，乾隆命两省督抚趁价格便宜，加速买补充实仓库。四年，直隶提督永常报告说，今年口外粮食大丰收，八沟等处农民甚至出现卖粮难的问题，请求按市价发官银采买。乾隆立即批准户部发银数万两交给永常负责采买，“分贮附近各仓以为地方储备”。这一年，四川省采买粮食一次就动用“藩库杂税银三万两，地赋银十二万两”《清朝文献通考》，卷36，《市籴五》。。五年，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湖广等地粮食俱获丰收，乾隆下令各地督抚讲求积储，对福建更要求大量采买，“凡可以积之于官，藏之于民者，多方经理，以实仓储”《清高宗实录》，卷123，7页。。
在乾隆“积谷不厌其多”的思想指导下，大量采买反而引起了粮食价格的上涨，乃至“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清高宗实录》，卷304，16～17页。。四川商贩云集，米价腾踊；湖广粮食大量调拨江南，本省米贵；直隶八沟地方因搬运过多，丰年价涨。于是乾隆九年，下令停止采买一年。十二年，又让各省督抚陈奏粮价上涨缘由，以求对策。各省督抚共同的意见是“粮贵实由户口繁滋，而连年采买过多”所致。例如雍正朝陕西省常平仓贮谷为二百一十五万石，乾隆十一年达到三百三十万石，多出一百多万石。乾隆二年，直隶全省仅存谷一百四十万石，十三年竟达三百三十万石，比雍正朝最高额还多出一百一十五万石。《清高宗实录》，卷47，25页；卷323，31页。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将原来规定的全国贮粮数额由四千八百余万石，降为三千三百七十余万石，减少数字为一千四百三十余万石。《清朝文献通考》，卷36，《市籴五》。当时据统计，按照重新规定的粮食储备数，直隶等十二省还多出三百二十余万石。乾隆七年，江苏、安徽大水，赈灾用粮二百四十万石，为有清一代用粮赈灾最高数字，可知修改后的存粮数量还是偏高。但乾隆命令从十三年起将剩余存粮陆续减价发卖，粮价高的问题得以缓解。
制定合理的平粜法，对稳定粮价具有重要意义。乾隆帝为加强粮食管理，即位以后即申明相应的办法。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各省常平仓每年“存七粜三”，即于春季青黄不接之时，卖出十分之三，秋收后照数买补，使全年粮价保持平衡。但是，由于州县官经办不善，弊病很多。“当出粜之时，则派单令其纳银、领谷若干；及买补之时，则派单令其纳谷、领银若干。”仓胥趁机大作手脚，甚至出粜时以霉烂之谷充为干洁，买补时以多作少。小民畏势，只得认赔。乾隆令州县官务须整顿，不得派累百姓。《清高宗实录》，卷22，10～11页。乾隆二年，又取消歉年加息。按照惯例，每遇灾害和青黄不接之际，除无偿拨给极困难者外，还出借仓谷，规定每借出一石，秋天还仓时加息一斗。乾隆认为应区别对待，宣布歉收之年，贫民借领者秋后还仓，一律免加利息，并晓谕地方官，“将此永著为例”《清高宗实录》，卷63，7～8页。。乾隆七年，增加了平粜减价命令。饥年开仓粜粮，经常有不法奸商趁机大批抢购，然后转手倒卖高价，大发不义之财，为杜绝奸商贱买贵卖，很多地方仅比市价略微降低。虽然限制了不法商贩，但平民百姓依然苦于米贵，“是国家徒有平粜之恩，而闾阎未受平粜之益也”。乾隆要求地方官一定得大幅度降低粮价。他说，只要认真办理，饥民和奸商是不难区分的：饥民购粮，多有零星碎银，数量无多，因家中等米下锅，宁肯昼夜等候；奸商则与之相反，购买量大，使用大碇整银，甚至雇佣帮手长途贩运。对于此等奸商，“惟在州县官严行查拿，倘或疏漏隐匿，该督抚即严参从重治罪”《清朝文献通考》，卷36，《市籴五》。。是年又有平粜不计成例之法。湖南巡抚许容向乾隆报告说，湖南青黄不接时，粮价成倍上涨，各州县粮食供应十分困难，但本省仓库存粮已卖出十分之三，请求停止出卖仓谷。乾隆说，许容根本没有体会国家设立常平仓的本义，“国家储备仓粮，专为接济百姓而设。民间米谷充裕，即三七之数亦可不需，如粟少价昂，安得以存七粜三目为额数”。此后凡“遇地方米少价贵之时，当多粜以济民食，毋得拘泥成例”《清朝文献通考》，卷36，《市籴五》。。在乾隆的指示下，平粜制度逐步完善，为稳定粮价、保证民食起了重要作用。据乾隆十三年统计，直隶等十二省常平仓谷共借出二百七十五万余石，平粜二百六十五万余石，即一年之中共向市场投放五百多万石平价粮食。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积谷储粮（2）
认纳粟捐监作为储备粮食的手段。乾隆元年，清政府因从西北撤兵，军费大量节省，“著将京师及各省现开捐纳事例一概停止”。但保留户部纳粟捐监一条，向户部交银若干两，就可以到北京国子监做监生，并以“每岁捐监之银，留为各省一时岁歉赈济之用”。《清高宗实录》，卷11，14～15页。然而，各省粮食价格不一，地方有收有欠，拨给各省等同银两，所买谷数相差很大。三年，乾隆停止户部捐银办法，令各省督抚于本省纳粟入监，即捐纳人直接将粮食交到本省仓库，取得凭证后赴京入监读书。以后，各省相应制定捐纳数额，如四川省规定大县捐谷一万五千石，中县一万二千石，小县一万石。江西省则大县五万石，中县四万石，小县三万石。每名监生纳粟额数则视各省粮价而定。江西谷贱，每石用银六钱，监生一名，交谷一百八十石；直隶米贵，每石谷价银七钱五分，捐监一名，交谷一百四十五石即可。《清高宗实录》，卷219，9页。总之，以银一百零八两为准，各省根据具体粮食价格，折成应交谷数。乾隆七至八年的一年之中，即捐谷二十万石。据乾隆三年各省举行纳粟捐监之例，仅五年时间，共捐纳粮食六百万石，数量不为不大，乾隆认为“米价之贵贵于官买，不贵于捐监”，常在下令停止采买之年，令开捐例。《清高宗实录》，卷189，1～4页。采买和捐监相辅相成，成为贮备粮食的又一种手段。
奖励社仓，储粮于民。除了国家贮粮之外，乾隆也倡导民间储备粮食，称为社仓或义仓。据说社仓之法为隋朝长孙平创立，经南宋朱熹规划完备，开始普及。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户部题准乡村建立社仓，市镇建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天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末将数目呈报户部。乾隆继位后，将灾年仓谷利息取消。四年，又根据陕西巡抚张楷之议，强化社仓管理制度，采取社长三年更换、春借时酌留一半以防秋天歉收、公开借户姓名及谷数、令地方官稽查等一系列措施。各省也相应制定一套奖励制度。浙江省规定：捐谷十石以上戴大红花；三十石以上，州县官送匾悬挂；五十石以上，知府给匾；八十、一百、二百石以上者，分别由巡道、布政使、督抚给匾；三百石以上，给八品顶带荣身。如捐至千石，又是现任官员，予以提升。王庆云：《石渠余记》，卷4，《纪社仓义仓》。直隶的条件比浙江又优厚得多，捐谷二百石就给九品顶带，四百石则给七品顶带，可以穿上县官服装炫耀。乾隆十八年（1753年），据直隶统计，全省共有社仓一千零五个，分布于一百四十四州县卫所之内，共有捐谷二十八万余石。若全国十九个省估算，当为数百万。《清史稿？食货志》，卷121。
由于乾隆重视粮食问题，既鼓励生产，又倡导节约，加上掌握大量储备粮，尽管人口继续增加，也避免了大规模饥馑的发生，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为社会经济进一步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