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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告诫前线领兵将帅“合志合衷，方为有益”，并警告他们若不迅速平叛，“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清高宗实录》，卷1，24页。。反映出他坚决平定叛乱的决心。
八月二十八日，乾隆下令招回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贵州料理苗事。十月初二，又授张广泗为经略，明确宣布“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使清军前线指挥权完全由张广泗统一掌握。十一月，张广泗到达贵州战场，经过一番调整后向乾隆奏报清军用兵数月未能进展的原因是：“张照阻挠军机，置应办之事于不理；调集各省兵数万余，哈元生俱令沿途听用密布，攻剿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董芳驻守八弓，仅以招抚为可了事。又巡抚元展成办理赈恤难民，条款纷错，官无所遵循，难民苦于守候。”《清史列传？张广泗传》，卷17。乾隆接到张广泗的奏折后，立即将张照、董芳、元展成撤职查办，哈元生罢扬威将军，以提督听命张广泗调遣，命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十二月，张广泗率大军至凯里，命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鸡摆尾，三路大军每路各五千余人，同时并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烧毁叛苗巢穴。乾隆元年正月，余苗退入牛皮大箐。所谓牛皮大箐，乃指盘亘数百里之深山老林，“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东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地势险要，气候变化莫测，故叛苗潜伏其中，以为清军万不能至。张广泗檄诸军合围，分别守住箐口出路，逐渐缩小包围圈，于五月最后发动总攻，获逆苗首领包利等人，斩万余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接着又乘兵威清理附逆熟苗，斩获一千三百余人，生擒二千四百余人，至九月份，苗疆叛乱彻底平定。张广泗因功授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乾隆继位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彻底平定遍及贵州全省的苗乱，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其所以能够迅速成功，首先在于“皇考当日即命朕会同王、大臣办理，其中情形原委，尤所熟悉”《清高宗实录》，卷11，19～20页。，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够拿出一套具体可行的办法来。其次是用人得当。乾隆即位后即调回张照，改用从前在贵州负责苗事的张广泗为经略。张广泗由湖广赴贵州前线，乾隆虽一再在各种场合提高他的威信，强调“朕唯张广泗是问”，但实际上张广泗因以前措置不当，“凡区画布置之不协，张广泗无可推卸”《清高宗实录》，卷26，9页。。鄂尔泰被削除伯爵，他此行含有戴罪立功的意义，只能使出全身解数去平定叛乱。其三是乾隆注意政策，采取恩威并用两手。清军过去在平苗战斗中，所过地方，概将苗寨焚毁，甚至将已降后充当夫役的苗人尽行杀戮，老弱子女亦不能幸免。乾隆即位后即坚决禁止此种野蛮行径，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益坚其抗拒之心”，规定“首恶之人，定应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附和迫胁之苗，分别料理，必令尽缴器械，方许投诚”《清高宗实录》，卷3，28页。。其四，满足前线物资需要，乾隆向张广泗保证“请兵请饷，一如卿奏，谕部速行”《清高宗实录》，卷11，29页。。乾隆元年，张广泗围困叛苗于牛皮大箐，要求拨银两八十万，乾隆命令户部立即拨一百万两给他，攻下牛皮大箐后，乾隆又告诫张广泗，不必急于撤兵，一定处理好善后问题，“朕不惜费也”，专门拨六十万两白银用来善后，使前线军需供应源源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因贵州气候恶劣，乾隆特命将大内专用的平安丸、太乙紫金锭等驱瘴药物运至军前，发给兵将，以鼓舞士气。
平定苗乱后，按照乾隆的指示，清政府在镇远、安顺、大定、平远诸地增设官兵二千九百余名，取消了州县，设道员控制，清理叛苗所遗地亩，设立屯军耕种，于清江、丹江、古州、八寨、台拱、凯里、黄平、施秉等处共设屯堡百余处，安设屯军上万户。不设置屯军之处，则将土地赏给无业穷苦苗民，这些措施后来对贵州苗疆的安谧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对于处理苗乱获罪官员，元年九月五日，按照总理王、大臣同刑部拟议：张照和哈元生判处斩监候，董芳、元展成佥妻发边远充军，德希寿枷号鞭责，张照与德希寿还要退赔靡费军饷。乾隆采取宽大处理，将上述五人所犯之罪全部宽免，一律释放出狱。九月十六日，董芳以副将发云南，哈元生以副将赴西路军营，张照命于武英殿修书处效力。
初政布新蠲赈与弭兵：五见准部来使（1）
清朝与准噶尔的议和活动，早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就开始了。当年七月，雍正帝召集廷臣研究准噶尔的战和问题。康亲王巴尔图等主张进兵，大学士张廷玉认为应遣使议和。雍正根据张廷玉的意见，降旨罢兵息民，遣使议和。八月，派侍郎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出使准噶尔部，宣谕噶尔丹策零。关于这次出使情况，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得比较具体生动。傅鼐等人抵达准噶尔部后，受到接待，并开始对话。
噶尔丹策零坐穹庐，红氍毹为褥，金龙盘叠高五尺，侍者貂蝉持兵，女乐数行，弹琵琶献酒。公从容宣诏，音响如钟，贼酋伏地，观者以万计，皆膜手指夷言曰：“然中国大皇帝使臣好状貌也。”诏划阿尔泰山为界。策零曰：“阿尔泰山不毛之地，中国奚用？且我先人披荆棘，历血刃，与喀尔喀争来之地，宁忍弃之？”公曰：“以为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至善。昔我圣祖征噶尔丹，通好尔国，尔国主伐叛助顺，缚噶尔丹来献，在途病死。尔国震于天威，即献阿尔泰山地方，中国受之，置驿设守有年矣，今犹有是言，是非背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岂非大不祥乎！”策零语塞，思以利害劝公。乃集十四鄂托、十四宰桑，合而见公，曰：“议不成，公不归矣！”公叱曰：“出嘉峪关而思归者，庸奴也。某思归，某不来矣！今日之议，事集，万世和好，不集，三军暴骨，一言可决，而如儿女子，吾为尔王羞也。”昭梿：《啸亭杂录》，卷7，《傅阁峰尚书》。
当时双方的分歧是，清政府坚持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部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次年四月，准噶尔派吹纳木喀为使随傅鼐等人同来北京，请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界，立场有所变化。雍正派人专门征询超勇亲王额驸策棱意见，策棱说，从前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胡鲁苏，此议可许。唯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地。清政府仍坚持以阿尔泰山为界立场，谈判遂处于僵持局面。蒋良骐：《东华录》，卷32，539页。
乾隆继位之初，把与准噶尔议和视同苗疆一样，为“目前紧要之事”《清高宗实录》，卷1，24页。。他纵观全局，审时度势，认为和谈时机已经成熟，“纵使准噶尔贼寇复萌侵扰喀尔喀之意，但越阿尔台岭，远行数千里，兵寡力微，岂能获利！如欲大集其众而来，近者以额尔德尼招大创之后，锐气已折，又历年经我两路大兵拒截，人伤马残，亦安能一时遽为整理。其外况有哈萨克、布鲁特与之难。设不自顾，悉其游牧，以全力深入我境断不能获利，何以旋归耶”。以上对准噶尔部内外形势的分析可谓了若指掌，鞭辟入里。加上实现西北边疆的和平，对清政府益处颇多，“盖大兵之兴，原欲保护喀尔喀等，若旷日持久，我兵屯驻之地，悉喀尔喀之地，一切需用牲畜及游牧行走，不免有害于喀尔喀之生计，既于喀尔喀等无益，而糜费国帑，劳瘁兵力，常在极边屯驻，亦非国家之长计远虑”。因此，乾隆断然决定将北路清军撤回驻扎鄂尔昆，以减轻财政负担，将军务交给额驸策梭，积极布防，采取以守促和的方针。“在我唯当严为之备，虽贼寇潜窥，不使得逞，必令负创而还，则自知震慑，边境可以永固。”以上均见《清高宗实录》，卷4，38～40页。和谈可以成功。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乾隆所料。准噶尔部由于连年战争，人畜伤亡很大，非常希望休兵议和，得以喘息。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准噶尔人通过释放俘虏的办法，将噶尔丹策零求和信札送交清大将军庆复，乾隆得知这一信息后即表示：“彼即投书前来，我亦应回复。”《清高宗实录》，卷7，45页。同意和谈，噶尔丹策零即派吹纳木喀出使北京。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大清皇帝在紫禁城中接见吹纳木喀。吹纳木喀提出以哲尔格西喇胡鲁苏为准噶尔边界，而在喀尔喀境内留出空闲之地，使双方脱离接触，与雍正当年立场相同，并没有什么改变。对此，乾隆尖锐地指出：“朕知噶尔丹策零本无求和之意，特借此牵率奏请，希图通市之利耳！”吹纳木喀辩解道：“实遵成佛大皇帝（指雍正帝）旨意，欲振兴黄教，安逸众生，所以输诚上请，非敢借遣使以通互市。”乾隆则针锋相对回答：“如无此意甚善，但兴教安民，乃皇考与朕之事，非噶尔丹策零之任也。”把振兴黄教、安缉蒙古民众视为大皇帝的职责，并且采取了强硬立场，告诫吹纳木喀：如果同意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与喀尔喀边界，“可遣使再来；不然，亦无庸复遣”《清高宗实录》，卷11，2～3页。。双方因各坚持原来立场，第一次和谈就此以失败告终。
噶尔丹策零因和谈失败，而清朝又坚持强硬立场，只好于乾隆二年（1737年）秋，投书额驸策棱，称策棱为车臣汗，书中虽坚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