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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谢罪还是补偿，它必须要直接对受害者本人（正如美国对日籍美国人强行收容所补偿的那样）。据报纸报道（１９９４年７月９日《朝日新闻》），为解决韩国等“随军慰安妇”问题，政府正在计划设立投资１０００亿日元规模的基金，作为“代替补偿措施”，用它修建“亚洲交流中心”（暂称），通过该中心支援来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留学生，开展青年之间的相互交流。可是，那些被迫成为“随军慰安妇”、尝尽了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苦痛、现在年事已高的受害者们却得不到任何慰藉和补偿。与亚洲的交流，应当与战后补偿问题区别开来进行，不能利用它来含糊其词地解决战后补偿问题。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从德国教科书看历史教育（2）
加害者是很难理解受害者在侵略战争中和殖民统治中的痛苦的。在韩国“独立纪念馆”第一个展厅，我看到那里把吉田松阴（他是征韩论者）与日本殖民统治思想家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并列展示时，感到很吃惊。两国评论历史的方法竟然如此不同。每天都使用印有伊藤博文头像的１０００日元纸币的我们，会真正地对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吗？能够从心眼里和韩国人、朝鲜人友好吗？
正如前面多次提到过的那样，每当那些对历史缺乏认识的阁僚和政治家跳出来发言时，我都痛感到这一点。他们声称“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等等，在这类发言中，丝毫没有哀悼受害者的心情。如果有人说没有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滥杀无辜，那么我们日本人将作何反应呢？
作为今天的问题来思考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仅这两颗炸弹，广岛死亡７万多人，受伤５万多人，长崎死亡２万多人，受伤４万多人。许多受害者至今仍因留下后遗症而痛苦不堪。投掷原子弹是对非战斗人员大规模的杀伤。它违反了明文规定保护非战斗人员的“海牙条约”和“日内瓦协定”等国际法规，是对人类的犯罪。投下原子弹后的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认为这种无区别的滥杀无辜行为违反陆战法规和有关惯例规则（海牙条约），通过瑞士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如下抗议：
“这种新奇的、又是以往任何投掷武器无可比拟的、具有滥杀性、残酷性的炸弹，是对人类文化犯下了新的罪行，帝国政府以本政府的名义，并以全人类以及文明的名义谴责美国政府，同时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使用这种非人道武器”。
由于日本政府把自己的罪行束之高阁，因此，抗议就显得软弱无力，但抗议本身并没有错。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７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原子弹爆炸诉讼案中判决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违反国际法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即投掷原子弹虽是对人类的犯罪，但亚洲的人们却欢天喜地，视之为“解放的闪光”。据说，当时重庆还组织灯笼队游行庆祝。我在访问新加坡战争博物馆时，看到挂着一张把原子弹爆炸当作亚洲解放的照片时，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从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和占领之苦的亚洲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无可非议的，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加以批评。现在，亚洲人提出要求战后补偿的同时，必须对人类犯下罪行的美国投掷原子弹的错误行为也加以追究。这一工作，应当与曾经对投下原子弹表示欢欣鼓舞的亚洲人一道携手进行。为此，我们自身首先要有一个清楚的历史观，即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诚心诚意地对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补偿。这是必不可缺少的。
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只是为了便于与亚洲开展外交，或为了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谢罪，认为那样是上策，那么这种观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小盘算。那将意味着我们还会重犯历史的错误。要实现以谢罪、补偿、历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战后补偿，与追究战争责任是密不可分的（结果与天皇制相对峙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根据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理念来开展这一工作。
１９９４年６月，日本政府在国际司法法庭提交的陈述书中曾表示说，“使用核武器不能说违反实定国际法。”后来，由于遭到受害者们激烈的批评而撤回。此事令人记忆犹新。此外，今天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疑惑”为理由，在日本国内，作弄朝鲜学生，撕破朝鲜衣裙等事件屡有发生。
所谓战后补偿，不仅要清算过去，而且还有现实的问题。
常言道：“言必信，行必果”。这也是１９７２年两国发表日中联合公报恢复邦交时，中国的周恩来总理赠给日本田中首相的一句话。周总理有句名言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是必须学习历史。然而，“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含意很深。如果译成日文，意思是：对所说的要负责到底，对所做的要做出个结果来。
１９９３年夏，非自民党联合政权成立，细川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承认了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细川的这一发言获得亚洲各国的好感，特别是受“随军慰安妇”、抓劳工强迫劳动、军票等之害正在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的人们的欢迎。他们期待着细川发言会给补偿问题带来大的进展。
但是，后来日本政府在补偿问题上，一直重复老调，即通过１９５１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和后来签订的双边条约都已解决完毕。这使要求补偿的亚洲人感到十分失望。日本政府应该重温“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从德国教科书看历史教育（3）
近二三年来，报纸、电视等大量报道了战后补偿的问题 。如附表所示，现在已经起诉的就有２０多件，虽然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包括“随军慰安妇”问题在内，一件也没有得到解决。这是值得深思的。政府对解决“随军慰安妇”、“遗弃在库页岛的韩国、朝鲜人的问题”、“台湾军事邮政储蓄”这三个问题似乎在考虑某种解决的办法，但是除此以外，尤其是抓劳工强制劳动等问题根本没有列上议事日程考虑解决的办法。关于“随军慰安归”问题，日本政府考虑解决的办法是设想以基金来代替补偿措施，而不是直接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补偿。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４日，对日本政府提出战后补偿起诉的在日韩国人陈石一去世。这是７月１５日判决的前夕。战争期间，陈石一曾作为日军文职人员被征用而负伤。但政府以国籍条款为理由，拒绝支付伤残抚恤金。５月１７日，在陈石一家举行的追悼会上，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宏代表“在日战后补偿要求会”宣读悼词说：
“陈石一先生，真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形式向您告别，只能说是太残酷了。……本国的首脑口头上虽说‘给你们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但至今仍不见他们有任何实际行动。作为‘天皇的赤子’奔赴战场，虽使宝贵的身体负了伤，然而，战后以‘国籍’为由，一直被拒绝支付一切补偿。你这一生都在不停地控诉那种‘不讲道理’的事情，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法庭。审理现已结束，只等最后的判决。这种遗憾是无法比喻的。……‘日本是如何对待我的？’‘我又是如何对待日本的’，你这些发自肺腑的呐喊，是不会从我们的耳边消失的，你沉重的一生将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发誓将继续谋求正义的光明。这就是告别誓言……”（摘自《朝日新闻》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８日）。
战后补偿问题也是与时间进行的斗争。
本书在执笔时参考的文献，主要的都已分别在本文中注明。尤其参考了如下各位的研究成果：作为强抓劳工思考会一员而活动的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宏，作为香港军票诉讼支援会一员而活动的驹泽大学教授小林英夫，在战后补偿问题上给以诸多指教、专门研究德国问题的拓植大学教授佐藤健生，专门研究亚洲和苏联问题的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春树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外，因本人忙于日常律师业务和护宪运动，常常推迟执笔的安排，在这方面讲谈社现代新书编辑部主任阿部英雄先生曾给以莫大的鞭策和鼓励，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追 记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５日，东京地方法院驳回陈石一等人的起诉。其驳回的理由是，陈等人该不该救济是立法政策问题，立法执行的状况当否，不是司法机关的法院能轻易判决的。国籍条款的差别待遇很不合理，它违反了宪法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这一点我曾在前面多次重复过。只能说，作为维护宪法的法庭不负责任，玩忽职守。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后 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日本著名律师、社会活动家内田雅敏先生在多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１９９４年８月初版的一部专著。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日本战后补偿、赔偿问题的著作，同时也介绍了德国等欧美国家进行战后补偿和赔偿的情况，并将其同日本进行了比较。整个著作观点明确，资料翔实，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这本书的问世，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关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先后增印了五次，我们是根据１９９７年６月第五次印刷的最新版本全文译出的。
内田先生生于１９４５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部，长期从事法律研究工作，并曾多次参加亚洲国家有关战后补偿问题的诉讼工作，曾赴德国、东南亚和中国进行考察，直接参加了“花冈事件”和强抓中朝劳工等事件的诉讼工作，曾任战后补偿问题学术讨论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出版过《律师》和《宪法》等著作。内田先生在本书中指出，日本战后补偿做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