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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书摘
书摘
第一天跟着太后，样样事情都觉得茫无头绪，不知道太后要些什么，平时习惯怎样，同辈中似乎又没有谁肯告诉我。但是由于我仔细地观察，渐渐地总算有些入门了。当我把太后换下的珠宝放进盒子里以后，又开始犹豫起来：我应该立刻送还珠宝房里呢，还是等候太后的吩咐？太后正在和我母亲说话，于是我等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尝试一下，把这些东西送回珠宝房里去。回来的时候，我在庭院里碰到太后。她刚换过衣服，并且换了平跟鞋，所以看起来矮得多了。这一件袍子是天青色镶着粉红花边，没有绣花，太后穿着很合适。看到了我，太后就问： “你刚才在哪里？”于是我告诉她，我去放首饰了。太后说： “对了，我的意思正是这样，换下的首饰应该立刻送回珠宝房去，可是我早晨忘了告诉你了。是不是有人告诉你这样做的？” “没有，”我说，“不过我想让太监把这样贵重的东西拿来拿去不大妥当，而且我想太后大概不再需要了，所以我就把它们送回珠宝房去。” “我知道了，这些女孩子什么事情都不告诉你。但是我很高兴你做的事都合我的意，所以我以为是有谁告诉你的。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尽管来问我好了，不要去跟这些小人多往来。” 从太后的话里，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妒忌我而在背后诋毁我。不过我以后自己可以拿定主意，好在太后很喜欢我，必定会处处照应我。 太后走了一程，笑着对我说。 “你看我现在不是舒服得多了吗？我要走长路，到那边山顶上去吃饭，那里有一块极好的地方。我想你一定也喜欢的，来吧，我们一起去。” 皇帝已经回宫去，李莲英也早走了。太后一路上说说笑笑，毫无牵挂，似乎主要的国事早已安排定了，世界上充满着快乐。从这一点看来，我知道太后是一个达观的人。太后回过头来对我说道： “看，多少人跟着我们来了。”我回转身一看，果然看见一大群人来了，就是护送太后上朝堂的那一群。走出庭院西边就是一个长廊，长廊蜿蜒曲折地沿着一个湖伸展。从长廊的一端不能望见另一端。每隔相当的距离就有一盏电灯，那些电灯一齐亮起来的时候，长廊里就光辉灿烂了。
序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
德龄（1886—1944），满洲汉军正白旗人，原籍珠海市香山县南屏村，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法国人。1895年其父裕庚出使日本，德龄与家人随父前往日本。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随父在法国居住四年。1903年随父回国后，德龄担任慈禧御前英、法等文的翻译工作，1905年3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正式出宫。1907年德龄与美国人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
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对宫中情况非常熟悉，在美国，德龄以英文写作了大量与“清宫”相关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写照，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本书是德龄在清宫生活的再现。作者凭借惊人的记忆，给我们细致描述了她在清宫侍奉慈禧太后的生活细节。在与慈禧朝夕相伴达两年之久的日子里，她对慈禧的饮食起居、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进行了仔细观察，写出了皇室宫廷生活的艳丽和奢华，同时刻画了慈禧鲜为人知的人性中的另一面。书中还描绘了作者眼中的光绪皇帝和皇后：光绪和慈禧的矛盾，光绪难酬壮志的遗憾和其难以克服的软弱性格；皇后的温文尔雅和知书达理；另外作者还描写了宫廷节日的庆祝仪式，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序目录
清宫二年记
目录
一、回国
二、宫中的第一天
三、御剧场
四、和太后同餐
五、接见俄国大使的夫人
六、做了太后的侍从
七、宫中的插曲
八、宫眷们
九、光绪皇帝
十、温雅可亲的皇后
十一、我们的新装
十二、太后和康格夫人
十三、给太后画像和照相
十四、皇上的生日
十五、秋天
十六、太后万寿
十七、禁宫
十八、新年前后
十九、悲愤中话义和团
二十、结束了
二年的宫中生活清宫
二年记
《清宫二年记》 第一部分回国（1）
一、回国
我的父亲曾经在巴黎任中国驻法大使，四年的任期满了，他就带着家属、随员、仆人等共五十五人，在一九○三年一月二日到达上海。船刚靠岸的时候，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这时候单是我们这许多人登岸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何况几吨的行李还得有人好好地照料。照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一大群人中除了我母亲外，没有一个人在旅途上是可以依靠的，于是一切照料的责任，就完全由我母亲一人来承担了。的确，我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她能在忙乱中镇静地、有条不紊地处置一切。
当我们的船到达法租界黄浦滩的时候，上海道和属员们都穿了公服来迎接我们。上海道对我父亲说，他已经预备好了，决定把天后宫作为我们居住休息的处所，但是我父亲婉言谢绝了，并且告诉他，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过电报给密采里饭店了，要他们留出几间房间，准备好一切等候我们到来。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一八九五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曾经在天后宫住过，知道那里面的情形，因此他不愿再作第二次尝试。天后宫原是一个壮丽的地方，可是因为年久失修，便显得破落不堪了。照中国的规矩，当大官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官府就得为他预备好住所，并且供给一切食用品。在大官方面，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往往不加拒绝；但是我父亲却总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
最后，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密采里饭店。在那里，我父亲看到两封从京里来的电报，是催他立刻进京的。但是到天津去的河还没有开冻，若由秦皇岛绕道而去，事实上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身体非常虚弱，几乎时时刻刻需要医生的照顾。于是他拍了一封回电，说等北河一开冻，立刻乘第一艘汽船赶到天津。
二月二十二日我们离开上海，二十六日到达天津。于是照例又有一班地方官员来招待我们。
在中国有一种很特别的礼节，是每一个高级官员从外国回来的时候所不能免的，那就是：当他的船刚靠中国海岸的时候，他就得上岸举行“请圣安”仪式。这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当地的地方官是没有资格来主持的。那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巧在天津，他就派了一位差官来和我父亲接洽，说一切他已准备好了，请我父亲就去请圣安。于是我父亲和袁世凯都穿了最庄严的礼服——官袍、朝珠、孔雀毛、珊瑚顶，立刻往万寿宫出发：万寿宫是专为这一种目的而建立的。一班职位较低的官员已在那里等候了。在这庙，或者说殿的后部，中央是一张狭长的桌子，放着太后、皇帝的牌位，上面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袁世凯和一行官员已先到了。袁世凯站在桌子左边，其余的官员分做两排站着。不一会儿，我父亲进来了，就对着桌子的中央跪下，说道：
“啊哈，请圣安。”说完就起立问圣体安康否，袁世凯答道：“他们都很好。”于是仪式就算完毕了。
在天津耽搁了三天，我们就在二十九日那天到了北京。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更加厉害了，于是他得到太后的允许，请了四个月假，准备好好调养一下。
在我们去巴黎之前，原已建好了一所优美的住宅，可是它在一九○○年义和团运动时被烧毁了，我们总计损失十多万两银子，所以现在我们只得租了一所中国式房子，暂时安顿下来。
我们原先那房子也并不是全新的，我们是买的某公爵的旧邸；但经过巧妙设计和修饰后，这一所旧宅就变成一所精美的西式房屋了。所谓“西式”，不过是说外观像西式罢了，至于房屋的结构、走廊、庭院、门窗等的式样，还是保留着浓厚的中国色彩。这宅子，就像在北京的其他宅子一样，有着一种潇洒的风格。可惜当一切都完工的时候，我们却要到巴黎去了。在这所费了不少时间、心血和金钱而改造成的幽美的宅子里，我们只住了四天，这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遗憾。不过，做一个中国的大官，真不知有多少折磨要忍受呢，这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已说过，北京的住宅都有一种潇洒的风格，并且占地很大，我们从前那所宅子，当然也不能例外。它是一丛十六幢的平房，大小房间共有一百七十五间，都面向着庭院围成一个四方形，屋与屋之间都有走廊相通，使你能走遍全住宅而不需跨出大门一步。你或许要奇怪：我们要那许多房子来有什么用处？试想除了我们一家人外，还有多少的随员、仆人、马夫和轿夫，所以这许多房间很容易就找着了他们的主顾。
宅子周围的花园是中国式的，那里有小小的池塘，养着金鱼，开着荷花，架着小桥，沿岸栽着高大的柳树。在那池塘边的小径两旁，各式的花卉灵巧地排列在花圃里。当我们离开那儿出发到巴黎去的时候，正是一八九九年的六月，整个花园变成了“花”的世界，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的。
现在，北京没有我们自己的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才好，所以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就打电报给他的朋友，托他们找一所房子。经过了小小的困难后，我们总算有了安顿的场所——实话说来这还是一个极有名的所在，是李鸿章与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