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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不违心，不惟上，不当工具，不做奴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够了，不必再多摘引了，仅从这几条可以看出，这些至少不是做官的禀性。做官就成了官场的一分子，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官场上的人情世故，那是非遵守不可的。总之，我的禀性不适宜做官，而做官所需要的禀性我又不具备。这正如一位干部对我被免职的评价：“你是一部推土机，只顾勇往直前地开辟道路，但是人家却用你铲出的土，埋了你的后路。”
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没有当官的禀性，所以我才誓不为官。但是，有人又反问：“既然你不愿当官，但你为什么又当了那么长时间的校长？”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甚至我自己有时也陷入了疑惑之中。这里有一个对官的界定的问题，向来官与民是对应的，按照传统的解释，官是指在国家或政府任职的人员。
依此说来，校长当不是官，如果一定说是官，那至多是个“学术官”。问题还在于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做，也可以用它来干事业，这是两种不同的校长。从当“官校长”来说，我是失败的，因为在某些当官的看来，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因此遭到了他们的罢黜。从做事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尽了我的全部力量，应当说是成功的。对此，学校的教授们对我说：“是非有公论，公正在人心。”听到这话，此生足矣！
两千多年以前，亚圣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方法来处理，也许各取鱼和熊掌的一部分，那岂不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能同时可以品尝到它们的美味了吗？
现代思维科学研究证明，人的智力仅仅只应用了十分之一，还有巨大的潜力，不仅可以做到“一心二用”，甚至还证明了可以“一心多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所持的观点是：在工作中，如果一个人能同时做两件事，那就不要只做一件事；如果一个人可以做的事，那就不要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去做。从现代管理学上讲，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有效管理原则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对自己的工作，选择了“三重奏”的方式，即在大学的领导管理、化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三条战线上拼搏。这种选择，既是个人兴趣使然，又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我自己知道，这种选择是痛苦的，是需要付出超常的代价的，对此，我无怨无悔。同时，这种选择有时会顾此失彼，但往往又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一切从零开始
在1953年高考时，尽管被录取到化学系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进入大学以后，我很快地调整了自己，培养对化学的兴趣。于是，化学成了我的第一志趣，在大学四年中，我为它付出许多心血。大学毕业以后，化学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第一职业。
在化学研究的道路上，我的经历是短暂的，大体上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大学毕业后至留苏以前，只有两年的时间，主要从事有机氟化学的研究，具体项目是研制含氟航空灭火剂。第二段是在苏联留学时期，只有一年半时间，一边准备研究生课程考试，一边做研究生论文实验。第三段是从苏联回国后到“四清运动”开始，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期间一边撰写《有机氟化学》一书，一边从事有机氟化合物的合成与反应的研究。三个阶段前后总共5年时间，这个时期主要还是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科学研究就是积累。特别是要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研究方向，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或完成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更需要积累，有时需要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积累。
很显然，五年的时间是太短了，更何况这五年我并非完全专一地做研究工作。之后，紧接着就是十年浩劫。那时，知识分子是被改造的对象，被强迫与工农相结合，其前途命运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出于无奈与失望，有的留苏生把副博士学位证书当众焚烧，以示与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决裂；有的把专业书籍当作废品卖掉，表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我生来最喜欢书，虽然没有变卖我的专业书，但日后能否再从事我为之付出心血的化学专业，我也感到希望渺茫。
转眼到了1980年，当我准备回到化学实验室重操旧业时，我停止化学研究已15年了，与我仅有的5年学术研究的经历相比，这个休止符似乎太长了。在我国，文革动荡的十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诸如个人电脑、大规模集成电路、空间探测、超导材料等，都是这个期间得到大发展的。据当时的统计，那时已知的各种单一的化合物已超过800万种，而且化学家们还以每一分钟合成一个新的化合物的速度继续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科技文献也在急剧地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学期刊已突破了10万种，而且以后每年仍以1500种的速度递增。新的技术革命又大大地推动了科学发现与发明，那个时期科技发明专利每年以30至40万件的速度递增，平均每天有1000 件左右的专利产生。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着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在学术研究上我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停止了15年，与化学研究前沿之间的差距，显然是很大的。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为什么还要把本来已停止多年的化学科学研究重新捡起来呢？说到底，是因为我热爱过它，它是我的一个未了的情结。
其实，这个想法正是我辞去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原因。那时，我想即使我有兴趣和精力，也不可能兼做化学研究工作，因为根本不可能在教育部建立一个供我做研究工作的化学实验室。然而，回到武汉大学以后，即使我不能完全推掉行政工作，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实验室，使用化学系文献资料，也可以寻找合作研究的伙伴。
果然不出所料，回到学校以后，我不仅没有推卸行政工作，反而担子越来越重了，即便是如此，我仍决定要兼职做研究工作。其原因有二：一是干部必须向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干部终身制必将取消。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信守孔子提出的“用行舍藏”的理念。用，即被任用，那就要对全校师生员工负责，当一个有作为的“完全”的校长；舍，即不被任用，那就退隐到实验室，做一个化学研究工作者。二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内行，虽然他不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领导学校，但是只有自己从事教学才能了解教学，只有自己亲自参加科研才能指导科研。
但是，要真正实施这个计划时，却是困难重重。原来，我领导的有机氟化学科研组，共有6个研究人员，拥有两个实验室共80平方米。可是，到1980年5月我重新着手研究工作时，这一切条件都已不复存在了。化学系从老理学院迁入新化学大楼时，我原有的实验室被改作他用，甚至我存放在实验室里的数百张文献卡片、实验记录本、参考书和工具书等，也被人任意地处置了。在新化学大楼里，已没有我的立锥之地，原有的研究人员也被分配到其他的教学和研究单位去了。
一般来说，化学学科是实验性学科，它的研究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我从事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更是如此。与纯粹理论学科研究不同，开展实验性化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实验室、仪器、药品和合作者，否则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万事开头难。我虽身为校长，但我却没利用权力在人、财、物上捞好处，以营造自己的“学术山头”。作为起步，摆在我面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弄到一间房子和选拔一个助手。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去找元素有机化学研究室的负责人，因为从研究方向上说，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研究工作都是这个研究室的一部分。再说，新化学大楼在设计时，由于当时我暂时在教育部工作，所以我的实验室全部被这位研究室主任占用了，他一共有3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因此，我去找他商量，请他调剂出一个实验室给我。尽管这位主任是我的同学，我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为他争取到一项国家攻关任务，争取到一大笔可观的科研经费，进口了一台红外光谱仪，调配了10名实验技术工人。可是当我向他寻求支持的时候，由于不可言明的原因，他并没有表现出友好与慷慨。他只给了我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闲杂房子，内部没有通风橱，没有实验台，甚至连水和煤气的管道也没有。迫不得已，我们不得不请来泥、木、水电工，从最基本的建设开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一个勉强可以工作的实验室总算建成了，但它却是化学系当时面积最小和条件最差的实验室。对此，化学系的一些教师颇为不平地对我说：“这实在是与校长的研究室太不相称了，你应当运用自己掌握的人、财、物大权，把实验室好好地武装一下，不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至少也应当在系内是先进的。”我说：“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决不能牟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决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研究实验室刚建立时，只有一名助手。到了1981年，我又选留了一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从1983年开始，我逐年招收研究生，这样一个小的科学研究集体就逐渐地形成了。
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选择研究方向，要求既是先进的而又是可行的。时隔15年以后，再继续